2001年10月10日，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2001年的經濟學獎授予三位美國經濟學家：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的喬治·阿爾洛夫（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邁克爾。史賓斯（Miechael Spence）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以表彰他們為現代信息經濟學作出奠基性的貢獻。
具體地說，他們三人的貢獻是提出了買方和賣方具有非對稱信息時市場運作的理論，這一理論的應用非常廣泛，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都有涵蓋。
市場中的買方和賣方所擁有的信息不對稱是生活中常見的現象。例如，賣舊車的人比買車的人更清楚車的質量，上市公司的經理比普通投資者更知道公司的實際業績。他們的研究發現，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會對市場的運行帶來很大的影響，而人們平時觀察到的許多不好理解的現象都可以用不對稱信息來解釋。
首先，經濟學的傳統理論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通過價格的調整使得供給等于需求，這在通常情況下可以達到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但是，三位獲獎人的研究發現，在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時，僅僅通過價格的調整有時無法達到有效率的資源配置。
其次，他們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在這種情況下，買方和賣方會作出各種經濟決策的調整，以增進市場效率，從而使雙方受益。然而這些調整是有成本的。 阿克爾洛夫在1970年發表的一篇名為"次品市場"的論文現在被公認為是信息經濟學文獻中最重要的開創性論文。阿克爾洛夫的論文通過對一個簡單模型的分析，表達了一個普遍深刻的想法。在舊車市場上，賣方往往比買方更清楚車子的質量。假如買方無法通過其他的方法檢查舊車的質量，那么市場的運行就會出現問題。設想有兩種車：好車和次車。賣主知其質量，而買主只知道在市場上有一定比例的好車和次車。好車車主只愿意以較高的價格成交，而次車車主卻愿意以較低價格出手。買主知道有一定概率會買到次車，因此出的價格就要打折扣。如果市場上次車的概率大到一定的程度，這種概率就足夠大，使得好車車主不再愿意將好車投入市場。結果，市場上只剩下次車。
這一簡單模型揭示了兩層道理。第一，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市場的運行可能是無效率的，因為在上述模型中，有買主愿意出高價買好車，但是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并沒有把好車從賣主手里轉移到買主手中。而按照傳統經濟學理論，市場調節下的供給和需求總能在一定價位上滿足買賣雙方的意愿的。第二，這種"市場失靈"具有"不利選擇"或"逆向選擇"的特征，即市場上只剩下次品。這也就是人們經常說的"劣幣驅逐良幣"。 這一結果的根源是信息不對稱。這一結果很重要，因為按照我們通常的思路，市場的競爭機制應導出相反的結果，即是"良幣驅逐劣幣"。可見，引入信息不對稱會深刻地改變我們分析問題的角度并改變許多常識性的結論。
由于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中普遍存在，阿克爾洛夫的以上分析具有普遍意義。他講的故事雖然是舊車市場，但是也可以換成煙酒市場，也能解釋為什么假冒偽劣的商品會充斥市場。同樣在廢紙市場上，也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當賣方報價的時候，買方并不知道賣方所提供廢紙的質量確切情況，大部分買方是按照價格的高低選擇最低的報價，這往往是成交的基礎，于是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經常出現質量問題，因而產生的索賠不斷。
史賓斯的貢獻主要基于他1972年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他的創新之處是研究了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具備信息的一方會采取某種行動以克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困惑。在找工作的時候，應聘人往往對自己的能力比雇主知道得更清楚，設想市場上有兩種應聘者，高能者和低能者，假定能力的高低是天生的，與后天的教育無關，面對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能力高的有比能力低的更強的動機把有關自己能力的信息傳遞給雇主，而這一信息對雇主來說是有價值的。但問題是能力低的人也同樣能聲稱自己屬于高能群，因此高能群者為傳遞信息所采取的行動必須是低能者很難模仿的。
史賓斯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資的程度作為一種可信的傳遞信息工具的問題。在他的模型中，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個人的能力，他純粹是為了向雇主"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史賓斯確定了一個條件，在此條件下，能力低的人做同樣程度教育投資以示自己是能力高的人，這一條件就是做同樣程度的教育投資對能力低的人來說邊際成本更高。比如說:能力低的人學習起來比能力高的人要更費力。史賓斯證明了在這種情況下雖有信息不對稱，市場交易中具備信息的應聘者可通過教育投資程度來示意自己的能力(例如學歷證明)，而雇主根據這一示意的信號便可區別開不同能力的人。根據這一理論，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一些人愿意花重資上名牌大學或念高學位，其成本遠遠超出教育本身所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原因是名牌大學或高學位都是應聘者向雇主發出的信號，表明他們聰明和勤奮。顯然這種示意方式可以幫助克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困惑，但是這種方式是有成本的，這里的成本就是"過度教育投入"。史賓斯的這一分析框架在以后被應用到許多的領域，在我們當前的進口廢紙市場的交易中，也同樣適用于史賓斯的這一分析框架，為了表明供貨商提供的廢紙是符合標準的，政府的有關部門要求供貨商提供由中國派駐在供貨地的檢驗機構所出具的質量證明，從大量的事實可以看出檢驗機構出具的檢驗證明并不代表廢紙質量的真實情況，如同學歷并不代表能力的情況一樣。所以，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有了商檢證明仍然要出現廢紙的質量事故和索賠，同樣，出具證明也是要有成本的，這里的成本就是"過度檢驗投入"。
斯蒂格里茨研究的是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不具備信息的一方如何調整合同的形式從而來"篩選"有信息的一方，他在研究中發現用信息不對稱以及人們對此作出的合同形式的調整，可以幫助理解許多長期以來不好解釋的市場現象。
他的研究是從保險市場和農業土地租賃開始，在保險市場中，保險公司不清楚投保人的風險狀況，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公司提供一系列保險合同(即不同的保險率和免賠額的組合)讓投保人選擇，從而達到區分不同風險類別的投保人的目的。
在我們的廢紙市場中，目前交易中供需雙方的合同采用的格式一般比較簡單，有的采用進出口代理公司的統一格式，用產成品的合同來進行廢紙的交易，尤其是對于品質的具體描述上大部分采用國外的參照標準，而這些標準一般只是概括性地描述。使得供需雙方在交易中都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如果在合同中明確地注明廢紙的組成，例如在混合廢紙中辦公用紙占多少、箱板紙占多少、其他紙占多少。如果比例與合同不一致，供方應該如何賠償，需方應該在出現與合同不符的情況時，提供證據作為索賠的依據，這樣需方可以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達到區分不同風險類別的目的，在實際操作中有的購買方就十分注重對于品質的具體描述，例如：在對于37#紙(經過檢選的辦公室廢紙)的合同中，對于白色紙的比例、粉碎的廢紙的比例、粉碎廢紙的組成等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和規定，這樣合同的執行過程就比較順利。
我國的廢紙市場多年來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加入WTO后，我們在引進國際上先進的管理方法的同時，吸取國際上先進的成功的經濟理論成果，相信一定會對于我們的經濟建設有所幫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