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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焦點，不過并非因為它良好的業績或令人尊敬的口碑，而是因為一連串的毀林丑聞。
被媒體曝光在云南圈地毀林之后，金光集團又涉嫌在海南毀壞公路林。據報道：3月28日，金光集團在海南的金海漿紙廠正式投產，3月31日，綠色和平組織就在北京指責金光集團毀壞海南公路林。
據報道，金光集團雖承認有毀林行為，但對其毀林行為進行了辯解，認為濫伐不止它一家，當地農民也參與了毀林，但綠色和平組織顯然并不相信它的辯解。一些環保組織還發起一場運動，拒購金光集團所供產品。
對于金光集團毀林事件的爭論現在已至白熱，由于金光集團與環境保護組織對其毀林程度、數量各執一辭，最終的結論還需國家林業局給出。但國家林業局被指“態度曖昧”，因其既指控金光集團確有毀林行為，又未將其列入“10大破壞森林資源案”。
國家林業局森林資源監督辦主任王祝雄給出的理由是：“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已經進行過調查，這個案件已經在督辦當中了，而且云南省政府和有關部門對這個事也很重視。我們相信他們能夠嚴格依法辦事。所以這一次我們就沒將其列到這個(林業10件大案)里頭。”有報道認為“國家林業局的答復有些耐人尋味。”
調查清楚金光集團到底毀了多少林，還有沒有干過其他壞事固然重要，但筆者認為在這一事件中最值得關心的是商業到底應該有什么樣的社會責任？一家負責任的企業到底應該怎么做？人們是不是應該抵制這樣的企業？如果是跨國公司干這種不道德的行為，人們該如何定義？
1970年9月13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在《紐約時代雜志》上撰文《商業的社會責任》。他說：“只有人才能負有責任。公司是一種人為的人，所以，在這一意義上可以具有人為的責任，但是‘商業’作為一個整體是不能說具有責任的，即使在這一含糊的意義上也是如此。”
弗里德曼在文章中再次重復他著名的“利潤即責任”觀點：“僅存在一種、而且是惟一的一種商業社會責任—只要它遵守職業規則，那么它的社會責任就是利用其資源，并且從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潤的活動。這也就是說，在沒有詭計與欺詐的情況下，從事公開的、且自由的競爭。”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頗孚眾望，為人深敬，但其“利潤即責任”的觀點卻遭到種種反對和抨擊。其中主要的反對意見是，弗里德曼否定了商業的最終目的應該是使公眾獲得更大的收益，并且商人應該具有美德。
毫無疑問，金光集團在云南和海南的表現已證明其是弗里德曼“利潤即責任”觀點的忠實信徒，盡管其可能從來就不知道這個觀點的存在。
事實上，作為一家跨國公司的子公司，金光集團有義務在中國維持其良好的商業形象，同時也有義務遵守中國法律進行合法的商業開發。但是，它顯然沒有達到這個要求。它在“利用其資源，并且從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潤的活動”時，對中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從這個層面來說，它不是一家負責任的公司，人們甚至可以將其定性為“對中國資源有意的掠奪與破壞”，所以它并不值得尊敬。
人們抵制金光集團的行動本身就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是一種商業道德的回歸，在這種情況下金光集團繼續為自己辯解喊冤，既屬不智，更顯不負責任。全球最大的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在2004年對亞太商業人士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發現，當有形的商業指標，如產品的質量、管理實力和品牌依然是影響企業的最重要因素時，無形的商業指標，如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以及與顧客的關系也逐漸成為了更加重要的影響因素。其中有65%的被訪者都指出：一個真正好的企業需要“對社會負責任/ 關心社會”。
雖然人們無法強求金光集團成為一家負責任的企業，因為那屬其獨立選擇。但人們相信：中國需要跨國公司的投資，但不需要“對中國資源進行有意的掠奪與破壞”的跨國公司的投資。中國需要的是朋友和合作伙伴，而不是敵人和豺狼；中國需要守法經營的商人，不需要對自己惡行推卸責任的奸商。全球最大的紙業巨頭之一，金光集團APP近期麻煩重重。自從環保組織指責其在云南打造中國最大林紙一體化基地是“毀林工程”以來，APP一直陷于輿論漩渦，銷售也受到影響。APP 中國總部總經理姚旭升曾表示，集團在云南采用的是芬蘭模式造林，并沒有所謂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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