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１６日新聞報道，國家環保總局將制定《公眾參與環境保護辦法》，對公眾和民間環保組織參與環保進行立法保護。
從道理上講，公眾是環保問題的受害者，也是環境所有權的擁有者，當然有權對破壞環境的“侵權行為”說“不”。確立環境的產權概念被認為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之道，被許多國家所接受并用于司法實踐。因此，政府出臺有關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法律，給民眾“維權”提供有力的支撐，實為環境保護的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有了法律規章，就能很好地破解環保困局了嗎？
看看最近的一則消息。國家環保總局近日公布，４月１０日晚，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前旗暫存了一年的１０５０萬噸造紙污水因遭遇強風集中泄污，造成附近１０００畝耕地淹沒，５７戶村民受災。經調查，本次險情是在理應同步配套的污水處理廠遲遲沒有動工的情況下，烏拉特前旗政府為不讓企業停產，擅自改變暫存池設計直接造成的。《環境影響評價法》的明確要求，法律規章的強制剛性，并未阻礙環境災難的步伐。
實際上，許多環境污染事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與其說是被法律遺忘的角落，不如說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有專家指出，在多數情況下，檢察機關能夠在現行法律框架下主動介入環境問題，雖有一定難度，但并非不可行，并且也有過先例——２００３年某市人民檢察院以公訴人的名義起訴當地一家煉油廠，獲得勝訴。但這樣的訴訟又有多少？
經濟利益的驅動，使得不少地方政府對環境保護缺乏足夠的重視，甚至成為污染企業的“保護傘”與“利益攸關者”。據報道，今年以來全國突發環境污染事件數量急劇上升，在淮河流域抽查的５０家企業中有３６家超標排污。此前國家投巨資對淮河“治污”，但淮河并沒有因此變得清澈。環境污染事件數量的上升，根子就在一些排污企業因受到層層保護而“動不得”。
因此，時下環境保護的困局，是久禁不絕的“地方保護主義”，是錯誤的政績觀和不合理的管理體制。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門與排污企業的“貓鼠游戲”中，“貓”對“鼠”的圍捕因不愿為、不作為而效果不佳，甚至出現“貓鼠一家”的情況。其結果是，在國家提倡科學發展、對環保問題高度重視并下大力氣加以改善時，環保問題并未因此而極大改善。
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公眾參與這種自下而上的環境保護渠道，也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保護途徑，但推動的作用和效果似不容樂觀。
破解環境保護的困局，需要民眾的參與，更需要政府主動、積極介入。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真正在環境保護中擔當責任，如果法律不能真正在執行者手中成為維護規則的武器，那么即使今天我們可以立法保證民眾參與環保的權利，可以依法起訴政府部門“不作為”，卻依然難保法律的“程序”會在執行中走形，或在實施中走過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