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張茵的三項主張遭到了嚴厲質疑：她主張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她本人的玖龍紙業公司就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她主張降低富人稅負，把月薪10萬元以上的最高累進稅率從45%減至30%，而她本人就是富人；她主張鼓勵企業進口先進高效的節能環保設備，給予5年至7年的免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的過渡期限，而她本人的企業是會造成嚴重污染的造紙業。“不可以這么做！”質疑者說，“政協委員應該有一個定位，你既然處在這個平臺上，你的話語就不能只代表你所處的利益集團”。
政治協商會議上歷不缺新鮮的主張，不同觀點相互撞擊也是這個大會的一個難得的特色。我們對于不同的甚至是另類的主張以及因為這些主張引發的討論應該抱有歡迎和寬容的態度。因為這種情景正是我們想要的。不過，在歡迎和寬容的態度之下，更要有認真的研究，讓這些委員們發言中的思想價值得到提練和確認。
這里需要認真考慮的就是質疑者提出的一個根本問題——政協委員應該有一個定位。那么這個定位應該是什么呢？
還得倒回歷史的原點去，看看中國政治協商會議是怎么形成的，目的是什么，功能作用是什么。
中國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世界上獨有的一種政治民主機制，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歸根結底，政協是為民主政治而生，為民主政治而服務的。政協委員雖然不是通過廣泛的民選產生的，但它也有著特別的而且是比較科學的方式和程序。為什么要從不同的黨派、界別里產生這些委員，然后讓他們來參政議政呢？就是因為我們的民主政治需要更多、更豐富、更全面的執政意見，來達到民主政治的效益最大化。
那么結論是什么呢，結論就是政協委員不必事事以他人本位做思考的出發點，他們應該以自己的經驗，立場和思考出發，真實表達自己的主張，每位委員都以這種的角色來定位自己，我們民主政治協商才有真正豐富的內容。
事實上，如果他們不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自我獨立的思考作為發言的基礎，而是選擇在他們并不熟悉并不知曉的問題上發言，那么這些發言也不可能有什么價值。
政協委員的義務是向民主政治貢獻智慧，他們對國家的政治安排沒有投票權，對政府部門和司法部門的行為也沒有否決權，所以從根本上說，他們所說的話代表誰利益并不產生實質的影響力。他們的作用最終要歸結到思想博弈上來，要幫助國家在各項不同主張之間選擇最優。
傳統的把政協委員等同于先進個人、明星、企業家，或者道德高尚者的看法是不合適的。民眾希望所有的代表、委員都能為自己服務的樸素的思維沒有錯，但是政協委員以及其他所有對中國民主政治制度有著基本理解的人不應當如此簡單地認識這件事。必須承認全體人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還有著各自不同的訴求。不同的訴求本身并不存在道德高低的問題，民主的要義就是讓這些不同的訴求有一個公平的表達機會并受到同等的對待。
批評張茵過分考慮自己所在集團利益甚至是個人的私利，并認為這違背了政協委員的崇高使命，顯然是一個過分理想化了的“好人政治”的思維方式。不應該讓這種批評成為全體政協委員的“警戒”，如果我們害怕那些參與國家民主政治生活的人會忘記民眾的公共的利益和訴求，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民主更民主，讓每一部分人群都有自己忠誠、盡職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