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座可疑水碓開始發掘，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埋藏在梯田下一座保存完整的造紙作坊遺址展現在世人面前，令人興奮。此消息引起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和中國造紙學會紙史委員會高度重視。18日，考古界泰斗級專家和造紙界重量級專家一同趕到現場，勘察論證，并對外宣布：華林造紙作坊遺址的年代最晚屬于明代，還有宋、元時期的殘跡，這座造紙作坊是我國首次科學發掘的造紙遺存，目前在國內還沒有發現比此遺址時間更早的！不僅如此，從現場遺跡來看，可以完整再現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載“造竹紙”有關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
造紙作坊遺址出土文物
【發掘】
發現15座用于造紙加工的水碓
這項令考古界興奮的考古發掘始于2005年。最先引起考古人員注意的是16座水碓。
從高安華林東溪村周嶺自然村到樟樹嶺水庫，大約5公里長的距離，沿水溪的兩旁共分布有16座水碓遺址，這些水碓大多暴露在地表的雜草樹叢中，也有的在稻田里。遺跡主要有放置水車的石砌水池，還有石臼、石板，但是木制水車、碓桿和用于引水的木制水槽卻蕩然無存。
在偏僻而且只有一百戶村民的小山村里，分布著如此密集的水碓遺址，引起考古人員的注意。不僅如此，周林村山高林密，山上長滿毛竹，村莊周圍有四條水溪環繞，又有非常多的青石，可以說，這些自然條件構成了造紙手工業良好的資源條件。
為調查16座水碓遺址的真正用途，考古隊選擇三座保存比較完整的水碓進行清理和發掘，其中1號水碓為一車帶兩碓的造型，水車池東南角有排水口，南面為工作間，在用石塊堆砌的羅圍里，安放著一個石臼和帶有凹窩的長方形石板，這種石板在以前加工糧食的水碓中是沒有的，應該是用來敲打粉碎竹段的。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領隊肖發標說，通過發掘，確定除了一座水碓是村民專門用于舂米的生活型水碓，其他15座都是用于造紙用的生產型水碓。
梯田下埋藏造紙作坊遺跡
有了造紙加工用的水碓，是否意味著還有造紙作坊遺址呢？為探究更多真相，考古人員開始了進一步試探性的發掘。
考古人員最終選擇了周嶺村東南方500米遠的福紙廟。高安市博物館館長劉金成說，選擇這個荒山野嶺之地進行考古發掘，主要是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福紙廟上游100米處已經發掘了一座完整的水碓，并且明顯是用于加工紙漿的，其附近應該有造紙作坊；二是這里有座古老的福紙廟，據稱是紙工造紙時祭祀用的；三是當地有村民反映，在這里的田地中耕作時碰到過石砌的墻基。
考古人員在山谷十幾層梯田中挑選了一層最為寬闊的梯田，展開了面積為250平方米區域的發掘。令考古人員欣喜的是，雖然發掘面積不大，但是發現的造紙遺跡卻非常豐富，證明這里就是造紙作坊的遺跡。“主要有漚竹麻坑、燒灰堿的灰坑、蒸煮竹麻遺留的大片燒土區、曬料與拌灰的工作臺以及漚竹麻坑的尾沙坑。”劉金成說。
【論證】
造紙作坊以明代結構為主
那么，這個造紙作坊究竟屬于什么年代？
“在發掘區共發現了宋元明三個時代的造紙作坊遺址，三個時代的遺跡地層疊壓關系清楚，從漚竹麻坑由南宋的長方形土坑發展到元代的圓形石砌水塘，再到明代的分上游漂水塘與下游腌的石砌長方形水塘，明顯可以看出三個時代的漚竹麻坑存在技術改進的演變。”肖發標認為。
18日下午，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和中國造紙學會紙史委員會專家在現場勘察后認定，從地層關系和遺跡出土的遺物來判定，華林造紙作坊遺址的年代屬于明代。在明代遺址之下，尚有宋、元時期的殘跡，應更進一步解剖疊壓關系，找出更明確的時代關系。中國造紙學會理事長、紙史委員會主任陳思亮說，目前國內還沒有發現比這座造紙作坊遺址時間更早的。
真實再現《天工開物》造紙流程
“明代科學家宋應星著名的《天工開物》一書，將造竹紙分為五個步驟，福紙廟造紙作坊部分遺址時代一致，其功能相互關聯，可以再現《天工開物》中的造紙情景，甚至比書中記載的更為詳細。”肖發標說。
福紙廟造紙作坊遺址至少可以細分為漚料、洗料、燒灰、拌灰、蒸煮、漂洗、曝曬等七道工序，如果再加上發掘區不遠處的3號水碓，就組成了“造竹紙”從砍伐竹子到粉碎紙漿所需造紙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這為研究明代造紙技術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為我國首次科學發掘的造紙遺存
“這次論證不僅僅是國家考古界與造紙界首次聯合進行，華林造紙作坊遺址更是我國考古工作者首次經過科學發掘的造紙遺存。”在現場勘察之后，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和中國造紙學會紙史委員會專家經認真討論形成意見，發掘出來的明代造紙作坊遺跡，基本上反映了從伐竹到制漿的工藝流程，對研究中國明代南方先進的造竹紙工藝提供了重要資料，更對探討我國造紙術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實際上，華林造紙作坊遺址從造紙技藝上來看，完整保留和記錄著宋、元、明時期造紙科學的技術手段和各項技術資料，其次，還對古代水利學和環境生態學方面有研究價值，甚至對古代機械制造工藝技術同樣有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