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由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發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業內地血汗工場報告》，直指5家港資企業在內地工廠涉嫌違反《勞動合同法》。其中，張茵掌控下的玖龍紙業更被指為“港企之恥”。
成為新聞的主角，張茵已經不是第一次。就在一個多月前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的張茵就曾因提議對剛生效的《勞動合同法》修改而遭到媒體質疑。
無論是作為企業的領導者，還是作為參政議政的政協委員，張茵兩次被媒體質疑，其實隱含著一個共同的線索：道德考量。
媒體質疑張茵提議修改《勞動合同法》，不是因為她的理由不夠充分、不夠科學，而是因為她的身份和說話方式。作為曾經的內地首富，此時法律剛生效就提議修改，似乎有為自己牟私利之嫌，而且她的說話方式又是如此張揚。這一次，當香港學生的報告出爐之后，她的態度依然如一個多月前，“沒時間也沒必要與媒體爭論”，再加上“血汗工廠”這四個字產生的道德沖擊力和聯想，張茵想躲都躲不掉。
以普世價值為核心的標尺，不僅讓張茵一時陷入道德困境，公司的市場價值也受到了打擊。據證券專業類專業媒體報道，玖龍紙業(香港上市)的股價大跌40.28％，公司主席張茵身價一日驟減134億港元。
越過道德標準，穿過并不久遠的歷史，我們發現了更為有意思的現象。顧雛軍、唐萬里、孫大午……這些名字的背后都牽扯著一大堆的法律問題，但他們在社會上的形象卻并非全是負面，“產業整合者”“民間金融帝國先鋒”“惡法的受害者”等等，都昭示了一個時代對他們的評價。在經濟領域，史玉柱是另一種典型。他曾因經營失敗卻勇于承擔責任而被披上道德的光環，現在卻因經營網游成功而廣受質疑。
如果我們能更為客觀、采用更為理性的方法來討論張茵，我們會發現，玖龍公司“血汗工廠”的判斷也許是一個偽問題。
依據社會學普遍公認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對一個事件做定性分析和判斷之前必須要有足夠的采樣，就如法官在判案時不能依據某人家里有菜刀就判定他為殺人犯一樣。但在這個事件中，“血汗工廠”所依據的樣本卻是“在企業的外圍找了工人進行了調查，并沒有進入到這個企業中去，也沒有去企業的宿舍，也沒有跟企業的行政領導人員、工會干部了解情況。”更為糟糕的是，“這些人(接受訪問的工人)的身份不確定”。
我們不應該指責一群學生為了推動社會進步而做的努力，但是，我們應該明白一個道理，依據片面、不科學的調查方式就給公眾公司貼上標簽，這是不負責任的；我們更應該明白的是，推動社會進步不僅僅需要熱情，更需要科學、理性。
張茵需要反思，無論玖龍是否是“血汗工廠”，但需要反思的絕不僅僅只是一個張茵。(楊朝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