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隨著國務院正式頒布關于林權改革的《意見》，經過多年試點的林權改革即將全面鋪開。這是一次重大改革，其制度變革的深入程度大于耕地的承包制，有望給多林地區和當地居民帶來可觀的發展前景，也將為相關下游產業創造更有利的空間。
作為改革起點并沿用至今的耕地承包制，雖然有偉大的歷史功績，但還需要在發展中完善。它僅僅將耕作使用權和耕作收益權落實到農戶，而沒有賦予后者出租、抵押、轉讓等權利，即便使用權也時常受到地方政府作物規劃的調整。由于農民無權變更土地用途和轉讓土地，因而無法獲得土地的增值收益，也無法以土地為資本從事經營和投資。長期研究貧困國家產權制度的經濟學家德·索托曾指出，正是產權的這種殘缺和曖昧狀態，使得土地和其他不動產難以變成市場上可流通的資產，因而財產無法轉化為資本，窮人因此也就沒有手段來改變其命運。
可喜的是，這次林權改革除了把產權期限延長到70年，更明確了林地產權可以“轉包、出租、轉讓、入股、抵押或作為出資、合作條件”，這一點非常關鍵，使得林權與耕地承包權有了本質的差別。有了可流通性，產權便會流向能用它創造最大收益、因而愿意出最高價格的使用者那里，這樣，資源既得到了最有效配置，其最初所有者也將獲得最大收益。
那么，為什么耕地承包者長期無法獲得的可流通性，這次林權改革卻輕易解決了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某些地方政府不愿放棄土地增值收益，尤其是在稅制改革削弱了地方財權之后，地方政府對土地收益已形成嚴重的財政依賴。相比之下，遠離城市且多半為山地丘陵的林地，則較少有便捷的機會實現增值，因此，這次我們幾乎聽不到以保護林農和環境安全為由反對林地流通的聲音。
當利益糾葛成為改革的障礙時，某些地區因為可供爭奪的資源貧乏而遠離沖突，反而因此獲得發展的先機，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浙江因為礦產資源貧乏、多山且地處前線，在計劃經濟時代被長期忽視，改革開放之后，在各項改革措施上都走在前面，民營企業也贏得了最有利的發展空間。昔日最大的重工業基地東北則一度陷入困境。
地區如此，行業也是如此。回顧改革歷史，不難發現一個通例：只要一個行業仍然是中央或地方的“財政支柱”，這個行業的改革就有可能減速。一旦該行業陷入困境，成為政府的財政和人事包袱，改革便可順利啟動，行業轉機便隨之而來。林業，尤其是山地林業，歷來沒什么油水，而隨著近年來森林保護力度的加大和退耕還林政策的施行，林業實際上已經成為財政負擔。
中國是個多山國家，歷史上，戰亂和人口壓力曾將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日益推向越來越貧瘠、不適合耕種和居住的山地，在缺乏穩定可靠的土地所有權保障的情況下，人口壓力無可避免的導致資源過度利用和環境退化。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大量人口已從這些地區退出，這一局面也為林權改革提供了有利條件，降低了產權明確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強度，而歷史上，正是高密度人口下過高的沖突壓力一次次壓垮了原本脆弱的產權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