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許多人逐漸認識到,中國的節能減排目標非常具有挑戰性,成本是非常高的,而目前的效果很好
◎ 中國經濟結構的剛性和慣性,決定結構調整只能是微調,不能大調,只能一步一步來,不能希望立竿見影
◎ 隨著經濟的復蘇,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的增長是必然的,但是我們要警惕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迅速反彈
◎ 全世界減碳已是勢在必行,如果我們在新的投資中不考慮碳排放因素,將來很多產品就進入不了國際市場
◎ 節能減排話題的“高熱”,可以從潘家華這位業內知名專家排得滿滿的日程看出,最近他甚至難以擠出整塊時間接受采訪。11月27日,在由潘家華主持的一個低碳經濟相關會議茶歇期間,記者見縫插針,請他評說我國節能減排的進展。
“十一五”節能減排約束性目標會實現,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努力是認同的、贊賞的
記者:我國“十一五”規劃確定的各項約束性指標中,節能減排被普遍認為是最為艱巨的。現在“十一五”就要進入最后一年了,您怎么看目前節能減排的進展?
潘家華:我國“十一五”節能減排的目標,一是具有導向性,二是具有挑戰性,三是具有約束性。制定“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時,不少人覺得是不是多了、高了,這在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做到過,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做這些事實際上是很困難的。從現在公布的單位GDP能耗數據來看,目前是時間過半,目標還沒有過半,這就表明現在的進度還略有滯后。
但這個滯后我們并不害怕,因為投資有一個遲滯效應,過去的投資要在明年、后年才能體現出來,特別是國家4萬億投資里面,有15%左右的投資是直接用于節能減排的。我對2010年底實現節能減排目標是有信心的,這個約束性目標的實現,將為“十二五”的進一步深度節能減排打下非常好的基礎。
記者:您經常與國外專家學者交流,他們對中國“十一五”節能減排的進展,有哪些看法?
潘家華:國際社會一開始對中國不了解,指責特別多。有一些人認為:第一,中國排放量這么大,增長這么快,又不承諾減排,對世界不負責任;第二,中國的體制下官員不講真話,數據都是假的;第三,你們技術落后,資金不足,很多設備都應該淘汰。不了解情況,怎么可能客觀地看待問題呢?
這些年,由于中國政府,包括我們這些學者在國際上的交流溝通,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識不斷深化,理解不斷加深。許多人逐漸認識到:中國的節能減排目標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這些成本不光是經濟成本,關掉一個小造紙,關掉一個小煤窯,關掉的就是就業的大門,社會成本非常高。實際上,中國節能減排的效果很好,類似發展階段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做得像我們這樣好。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世界上也很少有國家做得有中國這樣好。
不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消費趨勢頗有微詞,我覺得他們是對的。到北京、上海一看,大排量汽車很多,都是油老虎。到歐洲去看,都是小排量汽車,兩廂車特別多,排量1.4就了不起了,哪像我們這兒動不動就2.4、2.8甚至4.0。我們的房子也建得越來越大。中國沒有這個資源條件,我們不可以這樣奢華,不可以這樣浪費。
總體上講,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努力是認同的、贊賞的。
產業結構具有剛性和慣性。隨著經濟復蘇,要警惕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彈
記者:調結構對節能減排意義重大。今年我國GDP“保八”沒有問題,在保增長的同時,調結構這個目標完成得怎么樣?
潘家華:對中國來講,受發展階段的限制,調結構實際上是很難的。為什么難?一是結構的剛性,二是結構的慣性。
結構的剛性說的是在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需要大量的消費品,因而,工業所占的比重必然高。不高的話怎么辦?我們鋼材、水泥到美國去買?美國鋼材年產量才1.1億噸,我們一年就消耗5億噸。我們不可能依靠中國以外的一個世界工廠來為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提供巨量的原材料產品。所以我們喊了這么多年調結構,就是調不下來,這是剛性所在,不是想調就調的。我們調,只能是微調,不能大調。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
第二個就是結構的慣性。因為調結構需要時間,只能一步一步來,不可能一步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要寄望于調結構立竿見影。關鍵是要提高能效,改變消費模式,提高清潔能源的比例,這樣我們節能減排,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對世界的承諾,才能落到實處,見到成效。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需要警惕國際金融危機過后,隨著經濟的復蘇,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彈。
潘家華:金融危機來臨的情況下,能源需求改變,打擊最大的是高耗能的企業、高耗能的產業,這就使得節能減排的壓力大大降低。沒有金融危機沖擊,我國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的目標可能很困難。
隨著經濟的復蘇,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增加是必然的。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1998年—2002年能源消費是負增長,1999年降幅高達9.3%。危機過后能源消費迅速大幅反彈,2001年增長9.4%,2002年增長14.8%,增長迅猛。現在金融危機應該是已經探底,經濟開始恢復了,投資會增加,生產會滿負荷,居民收入會增加,消費也會擴大,能源消費的增長是必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保證新型工業化中節能減排型的經濟恢復,而不是不問青紅皂白,只要能夠“保八”就大上硬上。金融危機沖擊,使高耗能的產業、產品萎縮了一些,現在我們絕不能讓那些高耗能、被淘汰的東西再冒出來了,要把產品和產業結構轉型的成果固化下來,不要反彈回去。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新的投資中,一定要注意投向高能效、高碳生產力的,單位碳的產出越高越好。
第三,消費方面要倡導節能減碳型的生活方式。經濟危機中,中國“保八”是成功的,老百姓兜里的錢估計不會下降,還會增長,兜里有錢后,消費模式絕對不能像美國那樣高消費,如果我們走向美國的消費模式,將來會積重難返。
第四,我們要在長遠的規劃、投資方面,注重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中國現在是新興的、上升的重要經濟體,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的重要一員,在這方面不是跟著走,而是應該走在前面,引領發展。
到2020年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是積極的、艱難的,但經過努力可以實現
記者:11月26日,我國公布了到2020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提出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等具體目標。您怎么看這個行動目標?
潘家華:我是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的委員,在確定這一行動目標的過程中參加了一些討論。這個目標,我認為是積極的。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可能陷入困境、僵局的情況下,把這個自主行動的目標拿出來,是非常真誠的。我們知道,“巴厘路線圖”是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談判的基礎,但“巴厘路線圖”并沒有要求發展中國家作出量化的減排承諾。在發達國家減排承諾不夠或者沒有作出承諾的情況下,中國作出這樣的承諾是建設性的。
但是,實現這個指標是艱難的。我個人認為這個目標有些偏高。我們能夠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的目標,但“十一五”的目標不可能復制到“十二五”。關停效果好、成本低的小火電、小煉鋼、小水泥,基本上在2010年前就關停完了,同樣幅度的節能減排,下一步做起來顯然更困難。“十三五”的節能減排幅度必然要低,因為節能減排的難度會越來越大。我們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能源消費總量增長,人口數量增加,生活品質將進一步提高,要想節能減排、大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談何容易,我們必須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
我們必須努力去實現這個目標,這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對中國自身也具有重要意義。實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也有助于減少其他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環境質量的整體改善。
記者:國際社會提出應對氣候變化,要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您剛才也提到新的投資要注意投向高能效、高碳生產力,請展開談談。
潘家華: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前夕,中國政府明確提出,要把碳排放作為一個指標,在“十二五”規劃中得到體現。高能效、高碳生產力,就是降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碳排放,實現低碳發展,這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全世界減碳已經是勢在必行,在這一大背景下,我們謀劃今后的發展,必須要有戰略眼光。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在投資中不考慮碳排放的因素,將來很多產品就進入不了國際市場,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將被淘汰!現在發達國家的很多產品已經有碳標識、碳標簽了,我們再不考慮這個問題,將來的產品就出不了國門。我們的產品、企業就沒有競爭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