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年生產150億只‘一次性餐盒’，合格率只有50%……而80%的餐館所使用的是有毒餐盒……”
董金獅的開場白就來了個“下馬威”。2010年3月中旬，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將北京兩家老字號飯店“老邊餃子”和“東來順涮羊肉”告上法庭。他在兩家飯店消費、打包之后，將餐盒送往北京理化分析測試中心進行檢測。結果顯示，餐盒的正己烷蒸發殘渣超過國家標準20倍，而乙酸蒸發殘渣則超標了近 150倍。如果長時間用這種餐盒盛放含有油類或醋的食物，人們將會“吃掉1/3的餐盒”。
在董金獅看來，大家吃進去的是“慢性毒藥”。目前，市場上流通的“一次性餐盒”，一半以上都是用廢塑料加工出來的。董金獅從柜子里拿出一個塑料盒，里面裝滿了暗棕色的渾濁顆粒，稍微靠近一些，就能聞到一股刺鼻的氣味。“這就是廢塑料，它的市場價格在每噸5000元。用廢塑料制作的一次性餐盒，成本也就在 1.5分錢，批發價則在3～4分錢。而合格的一次性餐盒通常會使用高純度的聚丙烯塑料。”
在另一個塑料盒中，記者看到一種透明亮白的圓形顆粒。“如果生產合格的餐盒，使用食品級的聚丙烯原料，每噸價格就要11000元，折算下來，劣質餐盒的成本能夠節約一半，隨之而來的則是更大的盈利空間。”
在一次性餐盒的制作過程中，人們會在聚丙烯中加入碳酸鈣和滑石粉等“填充料”。董金獅拿出一包白色粉末狀的東西，拎起來比較重。“它的前身是‘石頭’，加入這種材料，一次性餐盒的顏色就會由透明變成白色。如果過量添加碳酸鈣，一旦進入人體，將會引發腎結石和膽結石等疾病。”翻閱2009年6月實施的《食品容器、包裝材料用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國家對于碳酸鈣的添加規定僅僅給出“按生產需要適量使用”的字樣，并沒有明確數據。“這就給了很多廠家鉆空子的機會。有些廠家原料中的碳酸鈣含量超過一半，有的甚至超過80%。”
除了使用碳酸鈣以外，工人們還會添加工業包裝中的熒光增白劑，來漂白“餐盒”。“熒光增白劑通常用于報紙的制作。一旦進入人體，將會阻礙人體的凝血機制，影響細胞發育。舉個例子，我們的手指劃傷后，用摻入熒光增白劑的餐巾紙擦拭，會發現血流不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流個不停。”
然而，在加入幾種工業包裝原料后，仍不能解決餐盒的柔韌性和防水性。因此，工人們在餐盒制作中還會添加工業石蠟和廢塑料作為補充。其中，石蠟是白色的像蠟燭一樣的固體，在醫學上被認定為“致癌物質”。而廢塑料則是工廠生產的邊角料和回收的舊塑料。這原本都是不允許用于食品行業的原料。
董金獅告訴記者，除了記者眼前的原料，一次性餐盒中也會含有苯以及鉛、鎘等重金屬。“首先，這些重金屬會引發鉛中毒、肝癌等疾病。而苯的使用，將會影響發育。尤其對于受孕的女性來說，長期接觸這種物質，易使胎兒出現畸形、智力障礙等無法挽救的疾病。”
據董金獅介紹，目前，“有毒餐盒”的生產窩點遍布全國，生產廠家已經達到200多家。“除了新疆、內蒙古、西藏等相對偏遠的地區以外，各省市的郊區都有生產窩點。比如，西安的一次性餐盒生產廠家大多來自壩橋鎮；浙江地區的餐盒生產廠家主要服務于上海市場。而北京地區的餐盒普遍來自河北廊坊劉家窯村，以及天津靜海縣。其中，‘老邊餃子’所使用的餐盒來自河北廊坊劉家窯村的生產廠家，該廠家的生產許可證早已經被取消了；而提供給‘東來順’的餐盒則來自天津靜海縣，該廠家根本沒有生產許可證。”
“這些生產廠家都是小作坊式運營。比如，河北廊坊的生產車間就是自家小院，面積在100平方米左右，小院里堆滿了各種原材料。由于這些原料裸露在外，也沒有人清理，我們看到的場面就是蒼蠅亂飛，耗子亂跑。尤其遇到刮風天，很多灰塵吹進原材料中。因此，在燈光下仔細觀看餐盒的外觀，經常能看到餐盒上附著很多黑色雜質。”
董金獅告訴記者，有些廠家會在餐盒制作中，添加20%不合格的原材料，與80%的合格原料相溶，確保質量合格。也有很多廠家根本不會添加任何合格原料，直接用廢塑料制作“毒餐盒”。
早在十幾年前，從事環境研究的董金獅就一門心思琢磨餐盒的安全性問題。他告訴記者，2001年以前，中國境內所使用的一次性餐盒都是“泡沫餐盒”。這種餐盒所采用的原材料是聚苯乙烯和發泡劑，其保溫性和耐壓性都比較好。當時，這種泡沫餐盒的正規原料成本在3分錢，批發價在6分錢。然而，他們發現泡沫餐盒在遇到80℃以上的高溫加熱后，易釋放苯乙烯單體等毒性物質。比如，上海美容院女工在使用泡沫餐盒加熱食物時，由于門窗密封，所釋放的刺鼻氣味使女工暈倒。經過調查，我們發現女工的暈厥既不是“食物中毒”，也不是“煤氣中毒”，而是“苯乙烯單體”中毒。
此外，泡沫餐盒的使用也帶來了難以想象的“白色污染”。董金獅說：“從衛星上拍攝中國，除了長城的畫面，還有鐵路沿線的白色長城。更嚴重的是這種餐盒一旦進入土壤，需要在適當的陽光、溫度下，才能達到降解，降解也要花費幾十年的時間。當時，只要不是發泡劑做的餐盒都是環保的。但是，誰又能保證這些餐盒的安全性？北京翠微小學的學生曾在吃過可降解餐盒盛裝的盒飯后，出現了眩暈中毒等現象。”
其實在淘汰泡沫餐盒以后，國家發改委支持發展了幾條生物分解餐盒的實驗生產線，現在已經達到了國際水平。原材料為紙漿、紙板類的餐盒，淀粉基塑料一次性餐盒，植物纖維模塑一次性餐盒，以及使用薄膜、片材等加工的一次性餐盒陸續問世。尤其是紙漿、紙板加工的餐盒，其降解時間在3個月到半年左右，有效解決了泡沫餐盒的降解難題。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兼總工程師夏青指出，由于成本的原因，這些產品多數都用來出口，很少出現在國內的市場，這也是現在偽劣產品占領市場的重要原因。
在夏青看來，每一個時期都會有一個特殊的“矛盾”存在。1999年，對待餐盒問題的主要矛盾是“白色污染”。當時，由于我國沒有對使用后的餐盒進行回收再利用的處理，再加上泡沫塑料餐盒本身不能在自然條件下降解以及人為的隨處丟棄，使“白色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最終被視為環保公害，以“污染嚴重”為由，被國家經貿委下令淘汰。目前，隨著人們垃圾回收意識的提高，以及回收工業的進步，餐盒的安全衛生問題顯然已經取代其污染問題，成為了主要矛盾。
“也許紙質餐盒、可降解餐盒、可食用餐盒等這類替代品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錯誤。因為從食品安全的角度看，被明令淘汰的泡沫餐盒反而是最能滿足現代人使用要求的產品。”夏青告訴記者，從物理性能上來講，泡沫餐盒符合各項食品包裝的安全衛生要求，并且輕巧便利、不易變形、防水、防油、保溫性好，同時價格低廉，更符合中國市場的消費需求。如果做好回收工作，這些餐盒還可以經過熔融造粒，生產再生塑料，或者催化裂解煉油，生產燃料。這些優勢都是現在這些替代品所不能比擬的。消費者只要不用這種餐盒裝高溫食品，就不會食入有毒物質。據夏青透露，國家發改委已經開始進行相關調研，將來有望重新放開泡沫餐盒的市場。
有專家表示回收利用與降解技術兩手抓是治理一次性快餐具產生的白色污染的必然發展趨勢。在國外，回收利用占整個治理環境污染量的90%，而降解技術占整個治理環境污染量的10%。采用降解技術生產的快餐具，成本高和降解速度無法控制成為現存的問題。
在一大堆“有毒餐盒”面前，究竟什么樣的餐盒才能放心使用？董金獅將一款透明的塑料餐盒擺在記者面前。記者看到，餐盒的底部標注有“QS”號碼以及“質量安全”的字樣。“這種餐盒就是用聚丙烯制作而成的。主要因為聚丙烯滿足了人們微波爐加熱食物的需求，抗高溫極限在130℃，不易生毒。”隨后，記者拿起一個市面上流通的白色可降解餐盒，盒蓋部分標有“環保餐盒”的字樣，盒底部只有“WD-1”的縮寫。董金獅告訴記者，這是廠家的縮寫，有些餐盒甚至連簡單標注都沒有。
夏青認為，董金獅所打擊的是那些打著“環保”旗號胡亂生產的劣質產品。他告訴記者，“一次性餐盒”需要滿足兩個條件才可以稱為“環保餐盒”。第一是食品包裝的衛生標準，比如蒸發殘留。第二是關于環保餐具的一些指標，比如降解率要達到60%(即使用完的餐盒在3個月內有60%以上的材料變成二氧化碳和水等對環境無害的物質)。然而市場上實際存在的那些“環保餐盒”絕大多數都不能滿足這兩個條件。以使用最廣泛的淀粉基塑料一次性餐盒為例，根據《塑料一次性餐飲具通用技術要求》規定其淀粉含量應該不小于40%，而市場上的產品淀粉含量一般都在20%~30%，有些更劣質的產品甚至用碳酸鈣代替淀粉添加到原料中，這必然會給產品的衛生和安全帶來很大隱患。
華南農業大學食品學院包裝工程系主任張欽發告訴記者，餐盒衛生造成的安全問題不同于“食物中毒”，通常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才能顯現出來。當消費者的健康真正出現問題時，一般也都不會歸咎到餐盒上。由于生產廠家每一批產品的質量不太一樣，也很難追究其責任。比如，餐盒中有些元素超標，重金屬超標，但這不會引起中毒，而是會引起病變，也為消費者身體的健康埋下了隱患。
在張欽發看來，“一次性餐盒”的衛生安全問題確實存在，不過是否像董金獅所描述的那么嚴重，以及會給消費者的身體帶來哪些影響，至今還沒有人做過具體研究，也沒有確切的科學依據。“我只是經常跟學生說‘能不用就不用’。”
在“有毒餐盒”泛濫的背后，各種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餐盒的生產企業通常是參照國家標準來制定企業標準。一般情況下，企業標準應該嚴于國家標準。然而，張欽發曾在廣東審查時發現，有些企業早已經忽略了“國家標準”。“如果嚴格按照國家標準控制檢驗的話，50%的合格率并不為過。以餐盒的生產原料為例，按照國家規定，‘一次性餐盒’以及所有用于食品包裝的材料都應該是原生料，可原生料和再生料的價格相差30%~40%。由于飯店的餐盒通常采取免費提供的方式，所以價格必然是重要的考慮因素，這導致一些正規的大型企業為了利益也很難保證全部采用原生料，而目前國內的餐盒生產企業一般都是小規模的，所以原料質量不言而喻。”
“現有法規的執行力薄弱，也無法根本剔除不法分子生產‘有毒餐盒’的惡習。”董金獅告訴記者，比如，2000年7月8日頒布的《產品質量法》中，對于質量存在問題的產品處罰通常都是警告性質的。就算抓到不法分子的窩點，充其量也就是沒收產品，沒收非法所得，并對其進行1～3倍的罰款。而餐盒的造價本身就幾分錢，有些廠家被逮住以后，最后計算出的罰款金額甚至只有幾十元。而質監部門對于窩點內的產品數量大多也都是聽商販的“一面之詞”，很多商販油嘴滑舌，刻意隱瞞，使懲治變得異常艱難。
直到2009年，《食品安全法》開始對一次性餐盒的打擊做出調整。董金獅說：“現在被逮住的不法商販，五年內不允許從事這項職業，尤其是技術人員，以及管理人員不得被其他企業聘用。這就要求中國社會給生產人員建立起社會檔案。但是目前我們的檔案根本無法追蹤記錄，出現了各種斷層。因此，不法商販仍可以換個身份、換個地點繼續造假。”
“中國的法律一直就沒‘硬’起來。”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正偉說，所謂的斷層也是執法追究不嚴的后果。“其實，刑法中有規定，假冒產品的銷售額達到 10萬元以上，可以追究刑事責任。然而，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即使偽劣產品的數量以及數額上升到刑事追究的層面，也不會及時遞交給公安機關處理，導致司法銜接出現斷層。對于執法不嚴的問題，相關部門應該建立‘執法監督責任制度’，調動執法人員的執法積極性。”
在董正偉看來，中國根本不缺少法律。“對于造假問題的處理也可以依從其他法律法規。比如，《產品質量法》中指明，所有產品都需要標注生產廠家、聯系方式、生產日期、主要成分、如何使用，以及相關警告等詳細說明。有了這些說明，老百姓在購買產品時，才可以更直觀地獲得安全性信息，從而降低不合格產品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在西方社會，餐飲業也都會儲備‘一次性餐盒’。由于西方國家的人口少，收入水平高，以及其不同的飲食習慣，使餐盒沒有被推廣使用。董正偉告訴記者，西方國家本身就是法制社會，巨額的違法成本和公開透明的社會記錄，使人們在法律面前都存在‘畏懼’心理。而強烈的維權意識使任何傷害自身利益的食品、用具都將被公民的監督所淘汰。”
眼下，董金獅徹底成了“大忙人”。他一邊忙活手里的官司，一邊去各地進行講座。他告訴記者，其實打官司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讓生產者、營銷者不要再昧著良心大量生產使用一次性的“有毒餐盒”了。
◎延伸閱讀
一次性餐盒的前世今生
一次性飯盒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它解決了人們就餐中的諸多不便，以其方便、快捷、干凈、防止傳播傳染病等優點，深受人們的喜愛。再加上其價格低廉，飯店、餐飲業都紛紛采用一次性飯盒，鋪天蓋地的一次性飯盒頓時成為都市生活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可以說它是我國快餐業快速發展的產物。但是，同時帶來的 “白色污染”，開始讓全世界頭疼。
1995年杭州市首先禁止使用一次性泡沫餐具。其他省市相繼頒布禁令，在2001年4月23日，國家經貿委發布了〈〈關于立即停止生產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的緊急通告〉〉，要求停止生產一次性發泡塑料飯盒。
目前作為泡沫餐盒的環保替代品，一次性餐盒共有7種，紙板型、淀粉型、紙漿模塑型、植物纖維型、可降解塑料餐盒、生物全降解餐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