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9月13日發表丁毅的文章，題目是《教科書的無紙化推行失去“教材”出版將會怎樣》。文章介紹說，韓國計劃在2015年之前，將中小學所使用的全部教科書數字化，使教材內容可以呈現在計算機、互動黑板、平板電腦和智能電視機上。未來數年之內，傳統的紙媒教材將有可能在韓國消失。
對照韓國的計劃，作者由此引出中國中小學教材數字化后中國的出版業怎么辦的問題。
文章接著從宏觀角度分析了紙質媒體載體在文化傳播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說明廣播、電影電視、以及互聯網等現代新型傳播載體不能取代紙質載體的事實。
但是，作者的意圖并非要簡單地肯定紙質傳播媒介的歷史作用和現實地位，而是高屋建瓴地從能源、環保、經濟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后指出：在紙張使用的邊際成本逐日遞增的前提之下，紙媒最重要的優勢復制經濟性，開始逐漸削弱。毫無疑問，數字媒介在使用上更便捷、傳播上更高效，復制上也更經濟，這些都決定數字媒介是未來媒介載體的發展方向。對傳統紙媒出版產業而言，媒介載體的變革方向，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由此，作者順理成章地提出一個假設：如果失去教材，出版業將會怎樣，又該如何應對？作者這樣回答：其一，從我國出版業產業結構組成角度看，一旦失去教材，出版業將遭遇怎樣的尷尬窘迫；其二，中小學教育數字化、無紙化，將逐漸擠壓傳統青少年圖書市場；其三，一旦電子閱讀從娃娃抓起，從小培養讀者紙媒閱讀習慣將變得更加困難。最后，作者提出了三大應對之策：內容運營，全產業鏈，集約經營。除此之外，將有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其一，制定出版機構退出產業的政策，允許經營效率低下的出版機構破產倒閉；其二，減少書號供給，增加書號資源的使用成本，提高使用效率，從而提升出版產業的進入門檻。
不難看出，作者是在為我國出版業未來的發展做未雨綢繆、居安思危的深度思考，思路新穎，視野開闊，對我國出版業的發展確實具有指導意義。
不過筆者注意到作者使用的論據中有這樣一組材料。這組材料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我國出版業的真實狀況：作者說，中國出版產業是一個以教材教輔為主的產業結構，一般估計教材的產業比重應該在60%以上，那么現有規模的40%將是除去教材之后的新產業邊界。與此相對應，在美、英、日等出版業發達國家，大眾讀物的產值貢獻率分別是60%、50%和80%，所以，不考慮教材，中國出版市場其實是個異常狹小的市場。
對照這組材料，我們不妨想，在我國出版業結構中，居然是以教材教輔為主的，而且其比重竟然占到60%以上�！�60%以上”這個數據說明什么問題？這其實并非“中國出版市場其實是個異常狹小的市場”問題，而實在是這樣一個更加嚴重的大問題：中國出版市場還沒有徹底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舊的運行機制的影響（盡管政策在促使其轉型），作為出版主體的出版企業尚未真正步入企業化或曰公司制的軌道，離自主經營和自由競爭還很遙遠，其表面的繁榮事實上是依靠畸形的龐大的教材教輔支撐來實現的。這是令人深思的我國出版業到底怎樣加快轉型步伐的特殊現象。
也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國教科書出版實現數字化是一種大趨勢，這一天遲早會來，不會遙遠。這就必然促使我國出版業徹底轉型，而且轉型速度要快，要與教科書數字化同步進行，否則，在未來數十年之內，我國傳統的紙媒教材教輔消失之后，出版業將會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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