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中華環保聯合會環境法律中心督查訴訟部部長馬勇向廣西河池市環保局發出律師函，就廣西龍江鎘污染事件建議河池市環保局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此前的1月15日，河池市環保局接到宜州市環保局報告，反映龍江河宜州市懷遠鎮河段水質出現異常。之后經采集水樣化驗分析，發現龍江河段，鎘含量嚴重超標。一場聲勢浩大的“河池保衛戰”就此打響。
中華環保聯合會是環保部主管的全國性社團，“維護公眾和社會環境權益”是該組織的一項重要內容。馬勇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從2009年至今，他所在的中華環保聯合會以社團組織身份作為原告，成功辦理了5起公益訴訟案件，均獲勝訴。
5起案件主要集中在江蘇及貴州兩個省份，馬勇解釋，這與兩省設立了環保法庭及地方性法規中允許民間組織可以作為公益訴訟案件的原告有關。
但在廣西河池，并沒有專業的環保法庭，也沒有審理過類似案件。按照馬勇的設想，如河池市環保局自收到律師函后60日內仍未提起訴訟，中華環保聯合會將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起公益訴訟。但即便如此，若當地法院不受理中華環保聯合會作為原告的訴訟請求，并不違法。
在馬勇看來，此次污染企業不但對特定的公民、法人的民事權益造成了損害，還對不特定主體，即國家和社會公眾的環境權益造成了損害。他觀察發現，現實中，肇事企業相關責任人被刑事追責及民事賠償后，損害的公共利益部分，諸如水體、土壤等生態修復，容易被忽略，極少被提起公益訴訟，最終仍是“企業污染，政府埋單”。
民間組織的原告角色在環境公益訴訟的地方實踐中早已“破冰”，如何在法律上“正身”，理順法律關系，這是馬勇等人所期盼的。
環境公益訴訟試水
中華環保聯合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曉東告訴本刊記者，龍江鎘污染事件中，重金屬鎘的泄漏量之大在國內歷次重金屬污染事件中十分罕見，且鎘具有毒性，其在生物體內的半衰期極長，可達10年至20年，甚至可伴隨生物體的整個生命周期，加上該次事件污染區域較廣，“必須通過公益訴訟來解決生態修復問題。”
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后，便有專家呼吁要在國內試點環境公益訴訟，即由非直接利益相關者以公益名義，對污染者提起訴訟。
2005年12月3日，國務院下發的《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中便提到“公益訴訟”概念，其中指出，要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鼓勵檢舉和揭發各種環境違法行為，推動環境公益訴訟。
隨后的2007年，部分省級高級人民法院在地方法院開始試點設立環保法庭，鼓勵開展環境公益訴訟。2007年11月20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環境保護審判庭和清鎮市人民法院環境保護法庭同時成立。
馬勇說，在環境突發事件日益增多，環境污染類案件判決難、執行難的背景下，貴州率先探索成立環保法庭的模式很快在全國推廣。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于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務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在環境保護糾紛案件數量較多的法院可以設立環保法庭，實行環境保護案件專業化審判，提高環境保護司法水平。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共有16個省(直轄市)自行設立61家環保法庭，以環保審判庭、獨立建制的環保法庭和環保合議庭3種模式存在。
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中，有檢察院、相關行政職能部門，也有民間環保組織。
馬勇告訴本刊記者，他們就龍江鎘污染事件向河池市環保局發送環境公益訴訟建議律師函的底氣，與之前多起成功案例有關。
2011年1月，中華環保聯合會訴貴州省貴陽市烏當區定扒造紙廠污染環境公益訴訟一案，由貴州省清鎮市環保法庭公開審理，中華環保聯合會獲得勝訴，全部訴訟請求獲得法院支持，定扒造紙廠被關停，這是我國社團組織進行環境公益訴訟的首例勝訴判決。
“民間組織參與環境公益訴訟，拓寬了訴訟主體的多元化，大家都來關心環保，遏制破壞和污染，對環境保護無疑是一種幫助。”曾曉東說。
多家環保民間組織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我國沒有公益訴訟立法，缺乏實體法和程序法作為支撐，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一系列的困難：起訴難、審理難、判決難、勝訴難、執行難。
馬勇表示，從司法實踐看，公益訴訟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法律對原告資格的限制。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告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據行政訴訟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實踐中，大量公益訴訟案件因為法院認定原告與案件之間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而不予立案或被駁回起訴。”馬勇說，法律無明文規定，就完全取決于法院本身的創新程度。
2011年10月，全國人大公布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首次增加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有關機關和社會團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
在馬勇看來，由民間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相對客觀中立，也有動力和熱情，一些規模較大的民間組織有專業團隊，能從法律和專業層面上把握做好，多管齊下將問題解決。
在地方實踐中，越來越多的民間環保組織成功提起訴訟。2011年10月，云南省曲靖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自然之友”等民間環保組織就曲靖鉻渣污染事件提起的公益訴訟，這是國內首例由草根環保組織提起且得到受理的環境公益訴訟。
2011年7月，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出臺意見，明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6大主體，包括檢察院、相關行政主管部門、依法成立的自然保護區管理機構、從事環境保護和社會公益事業法人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以及公民。
2011年12月，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也出臺意見規定，公益性社會團體可依法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還有觀點認為，由于我國社會團體眾多，發育不太成熟，情況復雜、良莠不齊，有必要對可以提起訴訟的社會團體進行必要的過濾和限制，這種限制可以通過民訴法直接由立法機關加以規定，也可以借鑒日本等國的做法，由立法者授權有關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起訴條件的社會團體，定期公布、定期更換。
“理直氣壯地通過司法維權”
在環保組織中，環保部主管的中華環保聯合會在近幾年也只成功訴訟了5起案件。
曾曉東坦承，在眾多的案例中，他們選擇介入并提起公益訴訟有多個條件：前期對案件作預判，評估案件的“勝算”，前提是證據確鑿、事實可靠、法理依據充分;其次，他們會盡量選擇有環保法庭的法院提起訴訟。
馬勇介紹，在由其他民間組織獲得公益訴訟勝訴的案例中，也都是在設立環保法庭的法院。
由于在業內的地位與影響力，2010年，中華環保聯合會得到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支持，雙方共同設計了“維護公眾的環境權益及推動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項目，由聯合國民主基金提供資金，于2011年4月正式啟動，中華環保聯合會是項目的執行方。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項目經理谷青對本刊記者介紹，“維護公眾的環境權益及推動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項目參與方還包括環境保護部、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委員會、地方的環保社會組織、倡導環境保護和公益訴訟的學者律師和普通的民眾，“我們非常希望搭建起政府，公民社會和研究機構之間溝通的橋梁和平臺。”
為促進環境公益訴訟的發展，近年來馬勇還不斷呼吁建立相應的公益基金。中華環保聯合會起訴貴陽市定扒造紙廠水污染侵權糾紛時，便向貴陽市環境保護基金會提出污水檢測費申請，基金會根據法庭意見先行墊付。
隨后，基金資助制度逐漸形成。2011年3月，貴陽市中院出臺相關規定，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如果存在資金困難，例如評估費、鑒定費等，可以申請公益基金援助。同年9月，海南省高院與省財政廳聯合印發了《海南省省級環境公益訴訟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解決當事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訴訟費用的預交和負擔問題。
關于環境公益訴訟，馬勇最大的愿望還是希望國家層面立法將民間組織納入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能理直氣壯地通過司法維權”。
谷青介紹，環境公益訴訟立法在國外有先例可循。如美國在1970年通過的清潔空氣法中規定，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提起環境保護訴訟，無需證明其利益是否受到損害。
谷青說，環境保護不僅僅是通過科技力量開發新能源新技術，更可以通過法律的手段解決那些行政手段解決起來有困難的問題。環境公益訴訟把很多發展援助的領域都結合了起來，如促進環境保護，促進公眾參與，促進治理和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