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波蕩漾的洱海，是旅游名城云南大理最亮麗的名片。過去10年間，這一池湖水實現了從水質惡化、藍藻爆發到湖清水凈、波光瀲滟的反轉。
洱海內24個監測點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洱海水質已連續半年達到二類水標準，一躍成為全國城市周邊保護最好的湖泊之一。而10年前，洱海的水質曾經徘徊在四類水的邊緣。
一位湖泊專家說，過去提起湖泊治理，成功的案例都在國外，如今變化中的洱海則樹起了中國樣本。
大理白族自治州副州長許映蘇說，發展經濟曾走過的彎路已發出警告，洱海出了問題，大理就沒有未來。所以大理提出，洱海清，大理興。
這幾年，大理在制定發展目標時，把洱海的水質作為一條紅線，任何加重洱海環境負擔的項目都會被禁止。尤其在洱海的源頭洱源縣，GDP的增速已不是第一要務，水質的保護與官員烏紗帽直接掛鉤。
這10年，自從“十一五”規劃將節能減排列為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后，環境保護已成為考量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砝碼，由此也帶來了一場地方官員執政理念的變革。
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主任熊躍輝過去10年一直從事環境執法工作。對他來說，跟污染企業的“貓鼠游戲”一直是工作主基調，但他也感受到地方政府對污染企業態度的變化。過去，如果哪家利稅大戶有了污染問題，地方政府一般都是庇護者;但現在，有相當多的官員已轉變觀念，不再愿意給污染企業做保護傘。
熊躍輝介紹說，“十一五”期間，河北省曾出臺過一個政策，劃定了30個減排任務重的縣市。這些地區的政府負責人，如果完不成減排任務，是不能升遷和調動的。過去環保部門要找地方政府領導匯報，得追著領導跑，而政績指揮棒變了以后，地方政府領導關注環保的積極性也高了。在這位環境執法工作者看來，這10年來，最大的變化是地方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前所未有。
最直接的效果是，“十一五”結束時，我國首次實現了五年規劃中“主要污染物減排10%”的任務。之前的若干個五年規劃中，污染減排的目標很少被重視，減排也成為從未完成過的任務。
“十一五”期間，經濟大省山東承擔的減排任務在全國最重，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的減排指標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和1.49倍。“十一五”初期，拿到國務院下發的任務狀時，就連山東的環保部門也認為，這樣的減排任務太重，幾乎不可能完成。
叫苦的不止山東一個省。在“十一五”開局第一年，絕大部分地區都沒有重視節能減排指標。環保部一位負責減排工作的官員告訴記者，當時讓他哭笑不得的是，有好幾個省，在2006年年底就上報環保部說，他們在“十一五”第一年就完成了5年主要污染物削減10%的任務。但據環保部掌握的情況，這些省當年的污染物排放還在以兩位數的量級增加。
這位官員說，這個事例反映了當時許多地方政府的心態，認為節能減排不過就是一場數字游戲。
一系列動真格的措施在2007年啟動。其中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簽訂節能減排責任狀，并且出臺了相關的考核條例，明確節能減排任務由地方政府負責，完成的情況將作為政府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和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未通過年度考核的省級政府部門必須在1個月內向國務院作出書面報告，并限期整改。
也是在2007年，中國環境保護出現了重要拐點，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兩項主要污染物指標首次出現下降。
減排任務最重的山東省，居然在2009年，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減排目標。背后的緣由，是地方政府對環境保護的再認識，是一場GDP與COD(化學需氧量)的平衡。
山東省環保廳廳長張波至今還記得，省長姜大明在“十一五”初期下的死命令：“所謂約束性指標，就是完不成任務要摘烏紗帽的指標。”
山東化學需氧量的減排任務重，主要是因為造紙行業污染。究竟要不要為了這區區百分之三四的貢獻率就放任造紙行業肆意排污?
環保部門測算過，如果執行最嚴的排放標準，山東全省有80%的企業都不能達標，似乎對行業影響很大。但細分下來，不達標的這80%，主要是規模不大、工藝落后的廠家，產量僅占全省的30%。而剩下20%的這些企業產量大、工藝先進，反而污染排放量較少。
環境指揮棒引導的結果是，“十一五”期間，山東造紙產量翻了一番，但這個行業化學需氧量的排放量卻削減了58%。
地方官員既完成減排任務，保住烏紗帽，也實現了經濟發展不停步。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把這種變化總結為環境優化發展。
在他看來，離開經濟發展抓環境保護是“緣木求魚”，脫離環境保護搞經濟發展是“竭澤而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絕不是對立的矛盾。一方面，經濟的發展一定要以環境的承載力為基礎，另一方面，環境保護制約的是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不會阻礙經濟發展。
周生賢說，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就如考試對于學生一樣。學生在一般情況下都不希望考試，但是考試確實提高了學生的成績。
山東或許就是“提高了成績的學生”，用環保的手段實現了更優的經濟發展。在山東，一系列環保指標被折算為：河里有魚，城市里要看得見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