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一位早已不做平媒(紙媒)的友人大發牢騷：“太屈辱了!平媒的墮落呀!十年前我一通電話可以叫王石、王健林這樣的一桌，現在一個地產公司營銷副總一通電話可以叫大報總編級的一桌。世道變了!”
1990年代末，這位友人是一本著名雜志的編輯部主任。但他很快便涉足地產寫作，并成為一位著名地產策劃人。他如今的策略是，融通媒體、地產行業的資源和專業力量，建立一個全新的媒體增值平臺、地產增值平臺、城市增值平臺。所以，不平歸不平，這位友人并不介意傳統媒體的式微。他認為，工具帶來的內容變化是革命性的，既然傳統媒體已經不受待見了，為何不瀟灑地放手呢?
至少在當下，這是一種得到普遍認同的觀點。“放手”消息也層出不窮，只是“瀟灑”者不多。一大群被新技術嚇破了膽的傳統媒體人，丟盔棄甲，狼奔豕突，正想方設法跑贏身后這場大洪水。
紙媒人急于轉場，急于向數字媒體移民，卻又看不到什么出路。做社交媒體或者說做社會化媒體，無法面對幾個大平臺的競爭。有人單飛，做所謂自媒體，但更多人沒有足夠的號召力和生產力，怎么養活自己?付費閱讀?做夢去吧，這個時代的讀者享受著新舊兩個世界的好處，什么都要第一時間看，但就是不愿意付錢。廣告直接投放?卻又沒有足夠的流量和公信力，怎么辦?
而在所謂的“新媒體”領域，也是一片狼藉。一個時期以來，那些被拍死在沙灘上的“新媒體”——且不論它們算不算得上“媒體”——比傳統媒體多得多，甚至死得很難看。而一些活下來的所謂“新媒體”，其實還是靠傳統媒體的商業模式謀生，比如做各種線下服務等等。原以為披上“新媒體”的外衣，白骨精就變成了絕色美女，沒想到這世道已經改變，靠畫皮已經混不下去了。
不做新媒體是“等死”，做新媒體是“找死”，怎么辦呢?這可愁壞了眾多大佬，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有一點是獲得很多認可的，那就是：內容為王的時代已經結束，不能再搞原創內容了。新技術讓所有人、所有機構都成為了內容生產者，門檻越來越低，成本越來越低，我們這些專業的內容生產者，已經沒有什么核心價值了。
如今大家更看好什么呢?是所謂的垂直媒體，即首先構建用戶關系，然后根據用戶需求重組內容生產。也就是說，先有特定客戶群，然后圍繞這個客戶群提供主題性、個性化的內容產品與活動產品，形成B to B、B to C等服務產業鏈。比如高端旅游業，比如銀行與地產公司的客戶會員組織。
這是什么樣的內容服務呢?無非是聚合、加工、再傳播，愿意花點錢的買版權、做眾包，不愿花錢的，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又是什么樣的活動服務呢?無非是將媒體的銷售部門變成公關公司。定制傳播、整合營銷，這些曾經被媒體人不齒的、最最傳統的東西，似乎一夜之間變成了最最先進的模式。
本文開頭所說那位友人，在這條路上已經摸索了很多年，手段也高明很多。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如今已經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從生存的角度講，這是沒錯的;從生意的角度講，也是靠譜的。對于媒體投資者來說，做一個聚合平臺，上市圈錢才是最高成就，減少原創投入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如果我們面前只剩下一堆垂直媒體，這個社會將會怎樣?如果我們拋棄了高品質報刊(包括電子新聞機構)，只用微博作為新聞來源，這個世界還會正常運行嗎?
一個只有“私器”而沒有“公器”的社會是不可思議的。無論使用什么介質，這個世界仍然需要高品質的媒體，需要它們提供準確、平衡、高成本的報道和先進的思想觀念。它應該是新聞倫理的守護者，是現代文明的傳播者，是斷裂社會的粘合劑。支撐這一切的，除了更完美的載體、更堅定的資本，還要有足夠的專業主義精神。而專業主義精神的衰退，可能是我們這個行業的最大危機。
當然，我們做的本來就不夠好，我們在世界上的位置不比中國足球更高，所以無論是做舊媒體還是做新媒體，都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大家現在想的，不是如何把內容做得更好，不是努力提高自身的職業素養，而是對內容生產的價值產生了懷疑，對自身的存在產生了虛無感，于是忙著改弦易轍，并對自己過去奉為圭臬的專業主義嗤之以鼻。這就不僅僅是我們自身的危機，更是一個全社會的危機。
如今，我們幾乎喪失了關注更廣闊議題的能力，只會向社會傳遞自身的困惑與焦慮，既如此，這個社會也就不需要我們了，我們也就沒有理由要求別人來尊重我們。“一個地產公司營銷副總一通電話可以叫大報總編級的一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