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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京市豐臺區朱家墳三里的居民王紅發現，網購商品收到的快遞包裝變樣了。“此前購買嬰兒奶粉時，兩桶奶粉裝在一個碩大的紙箱子里。”王紅雙手比劃著，“這么大的紙箱，其他地方都塞滿報紙。”而最近一段時間，王紅發現，快遞箱越來越“瘦”，“再買嬰兒奶粉時，紙箱變得恰到好處，剛好放兩桶奶粉的量，長、寬、高十分契合，就好像量身打造的一樣。”王紅說。 國家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近日發布《快遞封裝用品》等291項國家標準，涉及綠色可持續發展、產品質量提升、百姓消費安全等諸多方面，對快遞包裝減量提出了新要求。在我國快遞業務迅猛發展的大背景下，新標準無疑為快遞包裝循環利用指明了方向。 新修訂的標準用意何在？ 網購的崛起催生了快遞業務的興旺。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快遞業塑料袋總使用量約147億個，快遞直接使用塑料袋68億個；封套總使用34億個，99%為快遞企業直接使用；包裝箱總使用量約86億個，快遞業使用37億個。2017年全國快遞業累計完成400.6億件，同比增長28%。龐大數據的背后，是數以億計的快速封裝用品，而這些物品多數難以分解，對環境造成無法逆轉的影響。 中國循環經濟協會科技轉化促進中心副主任曲睿晶告訴記者：“新修訂的《快遞封裝用品》，遵從快遞包裝減量化、綠色化、可循環的原則。減量化方面，首先降低封套用紙定量、包裝袋厚度的要求。其次，包裝箱的材料只要符合耐破、邊壓、戳穿強度等指標即可，對單雙瓦楞紙不做規定。在循環化方面，新版國標要求二次使用快遞封套，包裝箱在符合標準的前提下可以重復使用。”曲睿晶建議，在快遞封裝用品上，印刷可回收、重復使用或塑料產品標志，以便回收利用。 此次發布的系列國家標準，明確提出要發展生物分解塑料。專家表示，此舉將對塑料生產行業產生影響。傳統塑料袋需要200年降解，而生物降解塑料快遞包裝袋，采用堆肥方式半年可實現90%以上降解。“若溫度、濕度條件合適，一年內可全部降解為二氧化碳和水。”但曲睿晶表示，推廣生物降解塑料的成本是普通包裝袋的兩倍以上，且目前產能遠遠達不到需求量，此后或將以批量試行的辦法進行推動。 目前推廣生物降解塑料尚有一定難度，曲睿晶表示，當前階段可以用生物塑料替代。生物塑料是指以淀粉等天然物質為基礎，在微生物作用下生成的塑料，具有可再生性。即便到了末端處置，不論是填埋或者焚燒，不產生污染氣體，能減碳60%~80%。在生產成本上，生物塑料和傳統塑料成本相當。許多國家都對此開展了相關研究。 鼓勵生產者在源頭上減量 王紅是一個熱心環保的公民，去超市購物總是自備布口袋。然而每當排隊結賬時，她總發現，不少消費者寧愿購買5毛錢一個的塑料袋，也不會自帶可重復使用的口袋。此外網購時，商家普遍使用塑料袋包裝。王紅感慨，“限塑令”頒布十余年，塑料袋使用又死灰復燃。 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史博士、北京零廢棄發起人毛達對固廢垃圾有深入研究，經過多年調研走訪，他認為，公眾對使用塑料產品的“一次性文化”也是造成環境問題的一大因素。除了政府層面的正確施策外，也要改變企業的生產方式、公眾的消費模式，同時有條件地發展可降解塑料，并保證其不會過度消耗自然資源、具有較高的循環利用效率、能有助于預防塑料垃圾的產生，這才是減塑合理的選擇。 曲睿晶表示，“限塑令”之所以力度不足、急需完善，有部分原因在于這項政策把履行責任的義務給了消費者。“消費者沒有自備口袋就要付費，反倒刺激了生產，最終出現令行不止的問題。”曲睿晶說。而對于快遞包裝而言，沒有更好的替代產品，商家只能使用塑料袋。 新修訂的《快遞封裝用品》系列標準強調了包裝的可持續發展。在曲睿晶看來，“也要進一步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讓生產者在源頭上進行減量甚至降解”。 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是指將生產者對其產品承擔的資源環境責任從生產環節延伸到產品設計、流通消費、回收利用、廢物處置等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其最先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的歐洲，發達國家意在借此改變傳統廢棄物的管理模式，在環境保護的頂層設計中均對生產者責任延伸提出了明確要求。 曲睿晶建議，從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來講，生產者作為獲利者應該承擔社會責任，按照國家標準，最好有自己的回收處理產業鏈，形成一個循環利用的閉環。 好在，已有生產者行動起來了。 一個長0.3米、寬0.2米、兩側有編碼作為標識的黃色箱子。當你取出貨物后，快遞員會拿走盒子。這是最近蘇寧開始嘗試的共享快遞盒，主要運送3C產品、母嬰產品、易碎品等。而在京東的循環包裝試點，如果到配送點自取貨品，會看到貨架上整齊擺放的一個個紅色布袋。這些布袋用抽拉繩收緊，使用防盜標簽保證配送過程不被拆封。當顧客取走貨物后，紅色布袋將由配送員回收，返回倉儲點使用。如果說快遞箱標準細化是綠色環保的第一步，那么生產者對循環包裝的設計和使用則邁開了更大一步。 “遵從快遞包裝減量化、綠色化、可循環的原則，讓其瘦下來、化開來、轉起來，這就是良好的開端。”曲睿晶說。（張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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