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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成本上漲與內需下降的夾縫中，“世界工廠”的中小企業家們邁上了各式的轉型求生之路。 
唐勤儉在自己堆滿紙板的廠房內。由于租金太高，現在的包裝廠基本都是鐵皮房（張雷攝） “怎么一點都不火？” 31歲的江西豐城人唐勤儉最近正忙著組建同鄉會。11月13日這天，他載著兩位老鄉驅車20多公里，從長安鎮前往寮步鎮，那里有一位也忙著組建東莞豐城商會的老鄉企業家等他們。 唐勤儉是東莞長安鎮吉牛紙品包裝公司的老板，來珠三角謀生已有十余年。他開車熟練精進，只要前方無車，就是一腳油門加速。40分鐘車程，他接了不下10個電話。其中接一個來自客戶的電話時，他說：“放心，我絕對給您最低價。”對方答：“那謝謝了。你也知道今年生意難做，我們做出口的，包裝又不能太差。” 今年的“雙11”購物節再次創下成交量高峰，但唐勤儉卻沒有感受到這種熱度。相比于往年，他廠子的訂單量下降了20%～30%，只開了白班。而在過往“雙11”前，通常是加班滿滿。唐勤儉至今記得，2013年的“雙11”，廠子常常黑白兩班開滿，24小時轟鳴不停，老板員工一起上，如此數月，才趕得出來。 “‘雙11’怎么一點都不火呢？”東莞紙包裝協會常務副會長王曉婭也有這個疑惑。她說，通常“雙11”備貨，從5～8月就開始了，今年這期間她一直在算，廠子每月只能收購約80萬元的訂單量，僅為往年每月150萬訂單量的一半。 “客戶備貨沒有往年那么多了。”唐勤儉說，他的客戶主要集中在五金、家電、玩具等行業，今年需求普遍不旺。去參加同鄉會前，他發了一條視頻朋友圈：一臺印刷機在轟鳴，一旁工人在加班——“雙11”后，訂單量反而趨于穩定。按照推測，這是為過年準備了，“之后會有一個小增長”。 這已經是唐勤儉開辦紙箱廠的第11個年頭。2007年，20歲的唐勤儉來到珠三角務工，最初是在一家紙包裝廠做業務員。他摸爬滾打三年，靠著一輛自行車熟練了所有業務，有了一定的積蓄。2010年，唐勤儉湊了20多萬元創業，買了一臺設備之后，資金就只剩下了幾萬塊。很快，他的資金鏈就斷了。他反思后，重寫了一份商業計劃書，拿到了親戚給的50萬元的再創業資金，并搬到了東莞。最多的時候，擁有5個廠區，3萬平方米廠房，生意風風火火。 而從2017年伊始，形勢變得蕭條。他不得不削減規模，關掉了三個廠區，只留兩個。“我原本打算只留一個的。”唐勤儉說，這一年多，有兩位港臺客戶一共欠了他50多萬元的貨款跑掉了。唐勤儉說，兩個港臺資企業，一個做電腦機箱，一個做玩具。臺資的玩具廠，從開廠到關門不過半年時間，“一分錢都沒有拿到”。 “流動資金對包裝行業非常重要，現金流就是生命。”東莞紙制品包裝協會創始會長林青說，包裝廠上游企業強勢，通常要求30天以內付款，而下游企業的收款期則是70～80天，所以一個企業至少要保證有1～2月營業額的現金流，不然風險極大。 生意不好做，“跑單”變得常見。這一年，深圳紙制品協會會長肖小平一個常見的工作就是幫助協會會員討要賬款，甚至準備資料打官司。“身邊有很多企業老板今年公司都沒有開下去，最后關門賣機器清算。”肖小平說。“跑單者”中，不乏港資臺資企業。8月，老牌港資企業、深圳南嶺玩具公司突然倒閉，令所有供應商和員工措手不及。有一家紙箱廠是其供應商，被拖欠了600多萬元貨款。“以前我都是聽他們廠的機器晝夜不停地運轉，現在一點兒聲音都聽不到了。”肖小平說。 唐勤儉所在的長安鎮往北，是相鄰的大嶺山鎮。這里以家具制造聞名，所制家具多為出口，有“中國家具出口第一鎮”稱號。大嶺山鎮家具協會秘書長何建成告訴我，鎮上最多的時候，原有600多家家具廠，近年來由于成本上漲和環保壓力，已幾近減半。而就是這300余家，日子同樣都不太好過，多為虧損。“老百姓的口袋里沒錢了，被樓市和股市套住了。”何建成說，賣場人氣低廉。按照鎮上一家大型家具企業經紀人的說法，今年的家具行業，10家中，約有5家虧損、3家保本、2家賺錢，“賣場里都看不到人”。 “家具行業應該是和房地產緊緊綁在一起的。”大嶺山鎮和瑞木器制品廠老板廖美清已將自己經營8年的工廠關了，遣散了30多個工人，以20%的價格賤賣了幾十萬的設備，停產歇業。他的產品多為家具代加工，貨供給香港皇朝家具等客戶。而在今年，來自香港皇朝的訂單銳減。“我向皇朝要過幾次訂單，他們都說沒有，賣不出去。”廖美清說，他做實木加工，原材料多來自美國，貿易摩擦一來，只有關廠。 內需疲軟，似乎日子稍微好過的中小企業，都以外單為主。內需蕭條與朱來明關系不大，他的工廠仍然在不停地運轉。11月某天上午，當我來到位于大嶺山鎮的溢萊家具廠時，廠區一片轟鳴，占地20畝地的三間廠房，擺放著各式各樣的曲木家具。這些家具的包裝上英文字樣顯示，它們將最終被發送到海外市場。客戶主要來自于歐洲市場，“中美貿易戰對我們一點兒影響都沒有。”朱來明說。 “歐洲訂單更看重品質和原創，量低但利潤高，別看美單（美國訂單）量大，但價格殺得非常低，也不看原創。”朱來明說，鎮上做出口家具的，多為代工，集中銷往國內和美國，凈利潤很薄，集中在5%上下，掙辛苦錢。他的企業凈利潤率相對更高，約5000萬元的年產值中，凈利潤超8%。 “代工都是沒有靈魂的，遲早會掛掉。”在辦公室內，朱來明對著來訪的廖美清說。后者關廠時，跟他借了3萬元給員工發工資。與鎮上其他家具老板不同，53歲的朱來明不僅是老板，還身兼首席設計師一職。他稀薄的長發梳在腦后，藝術家的范兒十足。在鐵皮房廠區的機器轟鳴聲中，辦公室陽臺被他裝飾成了會客廳，采光充足，配以簡約的曲木家具，似乎是有意要鬧中求靜。 
與其他家具老板不同，朱來明同時還是首席設計師。他堅信，原創才是企業靈魂，而非代工（張雷攝） 朱來明同樣深感壓力巨大。見到他時，他剛剛結束一次“辟谷”。這是古人流傳下來的一種養生方式，代指道家養生中的“不食五谷”。要求在一定長度的時間內，通過絕食、調整氣息等方式，對身體機能進行調節。朱來明過去7天都沒吃東西，只靠喝水充饑，一周下來瘦了5斤多。他穿一件深色T恤，袖口臨近胳膊肘，牛仔褲的腰部與皮帶一起耷拉著，向人們提醒著他曾經的體態與重量。 這是朱來明今年第二次“辟谷”了。頭一次，他沒有經驗，試圖在家自學成才，弄得“整個人每天煩躁得不行”，此后體重報復性反彈。這次，他交了6900元學費給一位“圈內”的師傅，專門聽了幾天課，回家一試方才漸入正軌。他說，“辟谷”能使人心靜參悟，認識“因果與輪回”。“沒辦法，負能量太多了。”朱來明說。 瘋漲的成本 唐勤儉到寮步鎮，帶著老鄉們來到了廣東雅聯股份有限公司。這是一家電子加工企業大戶，其生產的電子配件供亞馬遜等海外世界500強企業。整個工廠有800多人，年產值約2億元，一度是新三板上市企業。47歲的創始人兼董事長徐流桂是豐城人，他帶著一行老鄉參觀了自己的工廠。快到飯點，食堂里擠滿了年輕身影，另一端的車間，則仍有人在忙碌著。 徐流桂在廠房二樓車間的組裝課組，介紹了他的自動化生產線。超過500平方米的車間，擺放著10余臺自動化設備，手機充電線接口、USB接頭等元件在這些機器上被組裝、生產出來。銀色機械搖臂與齒輪的轉動中，只有一個員工在最后工序上檢查配件是否合格，人工作用被大大弱化了。徐流桂說，這些機器剛買來不久，最貴的65萬元/臺，能替代20個工人操作，“半年就能回本”。 一起來的老鄉見了這些，贊不絕口，把徐流桂稱作“豐城的驕傲”。即使這樣，人力成本上漲依然困擾著他。社保征收劃歸稅務后，他廠子里原有每人每年7000～8000元的社保將上升至2萬元左右，支出一下子多了近千萬。這對于一個凈利潤只有8%、毛利25%左右的電子加工企業來說，可謂不菲。 “每年都會漲個20%左右，一直慢慢地上漲，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唐勤儉說。2010年徐流桂剛剛創業時，普通工人2000～3000元/月就能招到，還包吃住，如今一個普工的月薪在6000元左右，有技術的工人，“沒有8000塊錢下不來”。廠子里的高速機機長，每人的月工資在8000元左右，年輕一點的得過萬。 對于人工成本的上漲，朱來明倒不是很在乎，他覺得“那都是工人們打工應得的”。他的工廠工人多來自貴州、云南、廣西等偏遠省份，不乏夫妻同行。他說，夫妻倆但凡在他工廠工作超過兩年的，“存個10萬元絕對沒問題，回老家就能按揭一棟房子”。這是他作為一個中小企業家很欣慰的地方。 真正讓他感到壓力的是瘋漲的土地租金等成本。一年前開始，租金開始稀釋他每年超8%的凈利潤。2018年6月，原有廠房房租到期后，從4.3萬多元/月猛漲至19.4萬元/月，每年多支出近180萬元。而環保督查要求，將原有鍋爐的生物質燃料替換為天然氣，后者每小時燃氣費約320元，燃料成本每年多出約70萬元。加裝了環保所要求的粉塵設備后，電費也從約4萬元/月漲至7萬元/月。總體算下來，僅這一年，各項成本支出就多出了近300萬元。朱來明沒想到，工廠剛穩定沒幾年，“怎么就遇上了今天這情況？” 2000年，35歲的朱來明來到大嶺山鎮創業。他從小家貧，初中輟學去學了三年木匠，后在湖南開膠合板廠有了一定的積蓄。世紀之交的大嶺山鎮，依靠著家具巨頭臺升集團發展起來，一批批家具廠在房地產和出口加工業繁榮的年代爭相涌現。彼時，朱來明主要靠著給港臺企業做配件代工生存。好日子不長，就遇上了2008年金融危機。港臺老板欠了200多萬元貨款，人間蒸發了。 
東莞溢萊家具廠內，一名工人在休息（張雷攝） 朱來明每天抽兩包煙，看著積壓的貨物想：“要不就死在工廠里算了？”最絕望時，他買了兩盒安眠藥，時刻準備自盡，但看著家人又于心不忍。工廠每月高達10萬～20萬的虧損如竹籃打水一般，讓他痛定思痛：代工終究只是附屬，只有原創才是出路。于是，他靠著木匠的手藝和悟性，全力摸索設計曲木配件和家具。 家具行業與時裝類似，展會尤其重要，尤以每年3月的廣州展、9月的上海展為甚。來自全國各地的家具商，會花費幾十萬裝潢維持三天的店面，向各地客戶和經銷商展示產品。2009年，溢萊首次參加廣州展，僅能拿出曲木配件參展。展會上，唯一訂單來自一位韓國客戶，后者對曲木配件和設計很感興趣，讓朱來明提供一個貨柜試試。他就靠著這位客戶打開了海外市場，熬了幾年。 2013年，歐洲家具電商MADE在展會上接觸到朱來明，從每年讓他提供4～5個貨柜起，向他開出訂單。慢慢地，這筆訂單如今達3000萬元/年，MADE自身能售出1.5億元，朱來明從中提成，日子才算好過起來。他覺得，歐洲市場的打開，靠的就是自身原創設計能力，這是他與鎮上其他家具廠的最大不同。如今，作為一家家具企業，他擁有完整的知識產權，是東莞高新技術產業和版權示范單位。“整個鎮上，能做原創設計的老板就兩個，他是唯二之一，很難得。”朱來明說。 但東莞，似乎已無朱來明的容身之處。樓市降溫后，熱錢流入珠三角工業用地市場，東莞各鎮租金普遍暴漲2～3倍，有人稱之為“死亡租金”。唐勤儉在長安鎮的6000平方米廠區，一年要繳納150多萬元的租金，相較于前兩年上漲了50%。“做紙箱廠的一般都是這種鐵皮房，因為地租太高了。”唐勤儉指著廠房的天花板說。 高額的租金，開始讓一些傳統企業削減規模和業務訂單，將廠房打包出租。唐勤儉親眼見到，自己工廠附近的某家上市公司，將2萬多平方米的廠房全部轉租給物業公司，自己只留3000平方米的鐵皮房做生產，出租每月約50萬元的利潤遠比開工廠掙得多。 “那我還開什么廠子？”唐勤儉敏銳地嗅到了商機。2017年開始，他將5個廠區的其中3個停產，做物業打包出去，一年租金收益幾百萬。這5個廠區，是他在事業上升期給自己所定的“一年收購一個廠的目標”的成果，共計3萬平方米。他腦子聰明，30歲出頭就坐擁千萬資產，積極拓展的策略像極了他開車和酒桌上的風格。飯桌上，他會教我如何遞名片和敬酒。“你得跟老板們喝酒，他們喝了酒才會跟你講真話。” 但即便是作為出租中介，唐勤儉也感到形勢不比從前。“今年新開的廠子很少。”唐勤儉說，高昂租金也開始回落，從鼎盛期的25～30元/平方米/月，降落到約20～25元/平方米/月。采訪中，超過三位企業家都說，如今的東莞空置廠房已達上百萬平方米。 與那些削減規模的工廠相比，朱來明正考慮擴大生產。此前，他與東莞理工學院和廣東高性能計算機學會簽訂了合同，做智能家居的研發和轉化，想要打開內陸市場，“兩條腿走路”。“智能家居的研發投入很大，需要批量成果保證利潤，不然很難活下去。”每年，朱來明會投入5%左右成本做研發，其中包括花100多萬元聘請意大利團隊做設計，兩方通過線上合作，設計產品約80余件。但問題在于，目前廠房不僅租金難以承受，容量也有限，很難做成果轉化并批量生產。 朱來明想過要買地，但苦于沒有資質。2008年金融危機后，曾經的“世界工廠”東莞就開始悄然轉型，啟動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計劃，引入高新技術行業，原有產業逐步洗牌。大嶺山鎮在關停、淘汰了一批家具廠后，引入了大批高新技術產業。規定年度納稅額至少需達50萬元/畝，才能在大嶺山拿地。朱來明的企業，雖然也是高新技術企業，但納稅額只有約15萬元/畝，無法拿地。 這是家具業先天薄利的劣勢所致。一位家具行業人士說，家具業產值很難做大，目前全行業沒有一家年產值過百億的公司。“這些年家具行業批量生產少了，個性化定制在增多。”“目前能買地的，都是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大嶺山鎮政府一位干部說。該鎮最大的床墊廠，已將上千平方米的近半廠房以25元/平方米/月的價格出租出去，后者約50萬元/月的收益比生產更高。 “太瘋狂了，這樣實體經濟怎么做得下去？”朱來明感慨著。由于支出猛然上漲，他今年取消了與意大利團隊的合作，也不再打算參加上海家具展。三年前，他同樣做家具的弟弟遷往越南，臨走前勸他也去。他覺得自己年紀大了，不想再折騰就沒去。如今，他也不得不考慮離開了。 
深圳尚品居家具營銷中心總經理林波從事家具行業近18年。他說，今年是生意最難做的一年（張雷攝） “路茫茫” 在唐勤儉同鄉會的飯桌上，大家客氣相待，飯桌都不勸酒，最關心的一個話題就是：如何轉型。豐城人在東莞的創業者，多開商業超市。“其實我們這些參與者都是在找出路，同鄉抱團取暖。”在虎門鎮開超市的分會長對我說，超市形勢每年差不多，但利潤正變得稀薄。其超市地處虎門工業園區，多服務于打工者，不能漲價太多，“傳統行業真的沒有那么好做了”。 徐流桂是飯桌上的絕對主角，他對著同鄉們大倒苦水。他對我說，他不太愿買國內手機，但礙于人情面子，又不得不買。他比畫著自己的華為手機，拿起一個水壺指著背后的標簽說：“比如華為，一個標簽貼錯你知道罰你多少嗎？”有老鄉說得要50萬元。徐流桂笑了一下，說：“50萬？起碼100萬～200萬！我很多朋友就死在這上面吶。”這是他只做海外市場的重要原因。 “制造業啊，難做。”當著老鄉和我的面，徐流桂宣布了兩件事，自己未來即將轉型去做的兩個方向：其一是芯片，企業年營業運轉正常，每年營業額仍在上漲。“有我沒我區別不大了。”十多年的電子加工積累，讓徐流桂累積了足夠的資本和資源去從事利潤更高的芯片加工。他表示，芯片做好了，產值將是如今的2～3倍。 另一個方向是轉型做教育。徐流桂曾是鄉村教師，自認讀書不多。如今，他每天早上6點就起來背單詞學英文，只為跟一個美國人對話。后者擬把美國高中教育引入中國，徐流桂正考慮和他一起投資在一線城市辦校。按照他的說法，中國學生以后能在中國上美國高中，不用考托福、雅思就能上美國大學，“這座學校會是獨一無二的”。 為此，我咨詢了教育部國際司的一位人士。對方表示，這本質上仍是開辦一所國際學校。不管美方升學政策如何，國際學校在中國的審批權在地方省廳，“2013年以來，就幾乎沒再批過新開的國際學校了”。“聽起來不太靠譜。”對方說，那位美國人更像是一個中介。 徐流桂不管這些，他給我展示美國人的照片，憧憬在教育帶來的高回報中。“毛利有70%，最大的開支是教師的工資。”徐流桂說，“一年收360個學生，一個學生學費20萬。三年高中，你算算多少錢？”聽到這里，唐勤儉馬上掏出手機，算了后搶答：“2億！”之后，他轉頭對我說：“看到了嗎？這就是一個實體經濟企業家轉型的典型案例。” 而唐勤儉，自己也在轉型了，紙箱廠老板不再是他的主要身份。在離廠區不到2公里處，他剛剛在10月中旬開了一家湘菜餐館，餐廳包下一棟大樓的整個二層，占地超500平方米，這是他跨出轉型的第一步，同鄉會和東莞行業協會的人都來道賀。“湘菜這幾年發展很快，前景很好。”唐勤儉說，之所以轉型做餐飲，一來是因為“民以食為天”，這是興趣所在，而更重要的則是，“這是一個能看見現金流的行業”。 這一年多來被跑掉了50萬元的訂單，對他“打擊太大了”。2010年二次創業后，他原本非常注意風險控制和資金鏈，看重客戶源拓展和現金流。計劃中，原本每年被“跑單”的金額不能超過10萬元。“現在其他行業的商機還是很多，關鍵是怎么去做。”唐勤儉很慶幸，自己提前關了3個廠區，轉行他業。 林青至今也在反思，自己“壯士斷腕”的決心是否來得晚了點。赴采訪之約時，林青剛剛下班，已是夜里9點半。此前，他是一家包裝公司的老板、東莞紙制品行業協會的創始會長，如今他的身份是另一家大型紙包裝廠的職業經理人。廠子歇業后，他換了新的身份和工作地，每天需要驅車40多分鐘從塘廈鎮到橋頭鎮上班。 2014年，林青在塘廈鎮開辦紙包裝廠。工廠小有模樣，他決定擴大生產，在其他三鎮復制原廠的投入和規模，每個廠投入100萬～200萬元，約30個人，每月目標產值為300萬元。但2014年后，東莞掃黃、供給側改革、去產能相繼而來，形勢直下。他不甘心企業就這樣倒下，賣掉了物業、別墅和兩套商品房，想要熬過寒冬，投入到無底洞般的虧空補貼中。4年來，4個廠區逐漸縮成一個。今年8月，最后一個廠區房租到期猛漲后，他關了廠，沒選擇續約。 唐勤儉工廠的工人在忙碌。“雙11”之后，訂單量才漸漸有所回暖（張雷攝） “紙包裝行業和其他行業不同，產業鏈短，門檻很低。”林青介紹，紙箱包裝行業產業鏈共分為三級，一級為造紙廠，二級為紙板廠，三級是紙包裝廠。整個珠三角，造紙廠不過十幾家，經過產能升級和淘汰，已有壟斷之勢；紙板廠稍多至幾十家；紙包裝廠則至少有400多家。過往，這幾百家紙包裝廠各自為營，競爭、甚至惡性競爭激烈，“價格殺得非常低”。 2017年初，在林青和王曉婭的努力下，幾百家紙包裝廠走到一起，成立了東莞紙制品行業協會。其直接原因是2016年底，受環保、外匯影響，上游廠家形成壟斷后直接坐地起價，原紙價格暴漲。林青被推舉為創始會長，他倡導協會成員“都不買賬”，抵制上游紙板廠隨意加價，紙價在暴漲中漸有回落。“很多紙板廠，這一年賺了10年利潤。”林青說，這也加劇了產業鏈的投機氣氛，新開的二、三級廠不斷冒出來，競爭更加激烈。在這波行業變局中，林青損失了自己最大的客戶。因材料漲價無法短時間內轉嫁給消費者，林青扛不動了，要求客戶提高報價，但客戶不干，最后找到了另外的包裝廠。 2018年，產能過剩而需求下降，上游廠家幾次想過再漲價，但都沒有漲起來。協會的成立讓此前彼此抵觸的紙包裝老板們走到了一起，聚會變得頻繁。唐勤儉的新餐館開業了，會員們都回去慶賀站臺。行業有什么大事或難處，大家也會出謀劃策。但對于目前當下的形勢，這些老板們所能做的卻不多。 一些人反復討論，得出了一個共渡難關的方案：整合協會會員的產能，將分散的中小型包裝廠業務合并，做一個介于二級紙板廠和三級包裝廠兼容的2.5級工廠。這樣能將冗余產能舍棄，將單廠的訂單做滿。各廠仍可用原有工廠名義接單，正式生產交給這個構想中的大型的2.5級廠。“中國包裝業的整合空間太大了，現在任何一家上市包裝公司，年產值在全國的占比應該1%都不到。”林青說。 討論歸討論，真正響應付諸行動的人并不多。“大家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思想上的問題。”王曉婭說，很多企業家會計算自己在此過程中的得失，不愿意舍棄自己打拼下來的基業，畢竟很多老板一家人的吃飯問題就是靠這個解決。唐勤儉就對我表示，自己目前不會放棄紙箱廠的本業。 “整體來說，大家都很聰明。但不應只算眼前，也應該看長遠。”工廠歇業后，林青保留了三人核心團隊維系原有客戶，將生產環節外包。他選擇去力嘉包裝廠，一家軟硬件設施更好的大型包裝廠，希望借助其力量探索一些行業整合。脫離了老板的身份，這是他給自己所定的新使命。據他了解，一些上市的包裝廠也在做這方面的嘗試了。 而朱來明，則要去其他地方選擇整合了。他愈發感到力不從心，快扛不住了，“這樣下去廠子三年之內就要關掉了”。采訪的第二天，他就將奔赴湖南郴州桂陽縣簽合同。該縣目前在著力打造智能家居行業產業鏈，承接產業轉移，給了政策優惠，廣東遷過去的優質企業可拿地建廠。朱來明打算去那里完成自己的設計和智能家居夢。 兒子第一個提了反對意見。2000年，兒子隨朱來明到大嶺山鎮時，不過10歲。他在這個鎮上成家立業，進入父親的工廠幫忙，還娶了一個本地姑娘做老婆，岳父為鎮上干部。“又不是混不下去沒飯吃了，為什么要走？”兒子這樣反問。朱來明無言以對。他想了想，自己這么一走，和廣東高校的合作都得推倒重來，而那邊的配套也暫時什么都沒有，“相當于再創業了”。 但形勢似乎不等人。當朱來明在廣西賀州、江西南康和湖南郴州等地奔波考察時，廠子里的支出已慢慢覆蓋利潤，兒子感受到了這些變化。當朱來明決定去湖南郴州，讓兒子給他訂票時，他問兒子：“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兒子嘆了口氣，說：“那還是走吧，這里不屬于我們了。”朱來明講到這里，紅了眼眶。 在離開前一天的中午，因為我的到來，他約了一個鎮政府干部朋友一起吃飯。干部說，最近新換了鎮長，鎮長某次出差時表示要扶持優質家具企業。“你要不下午準備一份材料？給鎮長說明一下情況。”干部朋友這樣勸朱來明。 朱來明心有所動。此前，他也想過向鎮領導打報告，陳述企業成績換取支持。但有朋友勸他別弄了，覺得沒用。如今，干部朋友的這番話又點燃了他的希望。直到飯后兩小時，我打算離開奔赴下一個采訪時，他仍在糾結第二天是否去桂陽。 待到第三天，朱來明發了一條朋友圈，配了三張圖。圖上是一片正在平整的工業用地，紅土與水塘交織，遠處是荒山和電線。他和兒子站在土地邊合影，一臉木然。這條朋友圈定位在湖南郴州桂陽工業園，朱來明配了三個字：“路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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