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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限塑之路十三年后，在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嚴禁塑令”下，紙制品、可降解塑料制品在餐飲、外賣、超市等多領域實現替代應用。北京商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消費者對奶茶店使用紙吸管的安全衛生問題不無擔憂，而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處理如何達到環保目的也仍存疑。有專家認為，由于前端分類不精細、產品類型不一，可降解塑料難以完全得到降解處理。與此同時，紙制品及可降解塑料相關產品質量檢測方法和標準體系也亟待建立。 紙吸管之辨 北京商報記者在走訪中了解到，目前，蜜雪冰城、Coco、奈雪的茶、喜茶等奶茶店都開始提供紙吸管。有奶茶店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顧客點單時，默認設置是提供紙吸管，只有顧客提出需求才會找可降解塑料吸管。 消費者是否接受使用紙吸管?北京商報記者通過問卷星平臺隨機發放了200份調查問卷，問卷結果顯示，僅有23%的人傾向于選擇紙吸管，64%的消費者傾向于選擇可降解塑料吸管，48.5%的消費者同時選擇了傳統塑料吸管，5%的消費者則選擇不要吸管。 在談到紙吸管的使用體驗時，有消費者評價道：“總覺得味道不對，而且得快喝，總怕紙吸管一會兒就軟了”“扎不開，喝到一半有紙味兒，影響口感”“不衛生”“擔心紙會融化在飲料里”……針對紙吸管的吐槽不絕于耳，而在此同時，還有40%的消費者表示，曾經在點單時選擇塑料吸管，收到時卻是紙吸管。 目前市場上的紙吸管有無質量差異?北京商報記者從一家為紙吸管廠提供原材料的紙業公司了解到，紙吸管制作過程中使用食品級的紙，用膠水黏合。“我們這邊木漿和竹漿的紙都有，不同廠家選的材料不同，質量自然會有差別，根據客戶需求不同，好一點的紙1萬塊錢一噸，差一點的紙5000-8000塊錢一噸。”該公司工作人員介紹。 從事紙吸管生產供應的李先生也告訴北京商報記者，他的公司使用食品級牛皮紙，從不同紙廠進貨質量上會有一定差異，“歐美進口質量會稍好一點，東南亞進口質量會差一點。貴一點的17000-18000元的都有，便宜點的也有11000元左右。東南亞的進口紙比國產的價格還會低一些”。 “紙和塑料相比最缺的是兩樣性能，一樣是阻隔性，一樣是熱封性。”中國紙漿造紙研究院研究開發部副主任張紅杰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紙吸管已經發展了幾代，以前的紙吸管是用專門的膠水進行黏合，所以會存在口感不好、吸管形狀穩定性不好、有怪味的問題。現在研發出的新一代紙吸管會好一些，使用另一類高分子材料作涂料，具備一定的熱封性能，在一定的加熱條件下具備黏合能力。現在市場上兩種紙吸管都有，新型的吸管在江浙一帶已經使用，一般是三層紙，由專門的機器卷出來。” 據了解，為保障紙吸管質量安全，2020年12月起實施的《食品接觸用一次性紙吸管》團體標準對紙吸管的原料要求、感官要求、包裝﹑貯存和運輸等進行了規定。 中國循環經濟協會會長、中關村國聯綠色產業服務創新聯盟常務理事長朱黎陽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目前市場上為了減少一次性塑料吸管的使用，部分餐飲企業通過改造冷飲杯蓋，用自帶飲嘴的杯蓋代替“吸管+杯蓋”組合，也較好地替代了吸管。“現階段很多塑料制品的替代品都還在不斷摸索的過程中，未來替代產品的研發可以從保證產品實用性、增加循環使用次數、降低成本、減少環境泄漏等方面著手。” 可降解塑料尋蹤 除了紙制品，可降解塑料也是傳統塑料的重要替代產品。北京商報記者發現，當前的垃圾分類情況下，除了塑料瓶多作為可回收物進行回收之外，塑料袋、餐盒、奶茶瓶及吸管等大量垃圾仍在按照“其他垃圾”進行處理。“現在前端的收集分類還是沒有精細化。首先塑料就沒有實現單獨的收集分揀，此外，塑料里面哪些是可降解的，哪些是不可降解的，也沒區分處理。”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具有環保優勢的可降解塑料是否需要更精細的回收體系和特殊的降解條件呢?不同專家給出了不同看法。 “實際上只要進入垃圾收運系統，生活垃圾焚燒后污染物的控制都是嚴格執行垃圾焚燒標準的，可降解和不可降解塑料的影響區別不大;在填埋方式下，可降解塑料能夠被環境消化掉。如果沒有進入垃圾收運體系，而是進入水體、土壤等環境中，可降解塑料也會慢慢得到降解。”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蔣建國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 一位從事環保減塑工作多年的相關人士則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目前可降解塑料以可工業化堆肥塑料居多。這種類型的降解塑料被丟到自然環境中并不會魔術般地降解消失，它需要先進行配套的分類回收，然后在恒溫恒濕嚴格控制的工業堆肥條件下進行后端處理。 “如果每一個生產商的產品降解條件不一，監管不到位致使產品可能混雜一些不能降解的材料，都有可能影響堆肥降解。”另一位環保人士小盧也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 朱黎陽也表示，“可降解塑料的性能和概念的混淆一直存在，市場上相關產品也魚目混雜，所以相關產品的質量檢測方法和標準體系亟待建立且尤為緊迫，特別是可降解塑料產品定義、分類、性能評價指標、產品認證標準標識等亟待完善”。 根據2020年9月8日中國輕工業聯合會發布的《可降解塑料的分類與標識要求指南》，不同可降解塑料在土壤、堆肥、海洋、淡水等環境中會有不同降解行為，不同可降解塑料的檢測也依據不同標準進行。北京商報記者從蘇州一檢測技術服務公司了解到，目前市面上的生物可降解塑料主要是“可堆肥塑料”，依據GB/T 19277.1等標準進行檢測，大約三四個月可出結果，檢測費用約幾萬元。 據了解，GB/T 20197《降解塑料的定義、分類、標識和降解性能要求》也已于2020年11月發布討論稿(征求意見稿)，預計今年年末就會發布。上述環保人士表示，目前的相關標準多屬于推薦性標準(GB/T)，不強制廠商執行，仍需在標準化和監管方面做更多努力。 十三年，積跬步 近年來，我國以綠色、循環為發展目標的企業層出不窮。2019年成立的浙江植物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植物源公司”)正好趕上了最嚴禁塑令的實施。“這對我們確實是個機遇。”植物源公司銷售總監汪玲恩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公司在成立時，正是看到了國家對禁塑令嚴格落實的決心。雖然最初沒有訂單的時候也著急，怕市場不能接受，但隨著與幾個大公司的訂單逐漸穩定，公司也漸漸走上了正軌。” “國家的禁塑令是一步一步落實的。現在各大原材料企業都在擴產，我們更希望未來原材料的價格保持穩定，使生產廠家和消費者都能接受，并且主動提高環保意識。”汪玲恩說。 時間回溯，2008年6月起實施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是我國最早的限塑令，要求在所有商品零售場所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從塑料購物袋到塑料吸管、快遞包裝等更多類別的政策限制，中國的限塑之路已經走過了十三年，國內上下的限塑意識也在不斷提升。 小盧對我國的“限塑”政策并不陌生，2008年中國首個“限塑令”生效，當時身在家鄉廣州的小盧并沒有太意外，小學、初中的環保教育已經培養了她塑料垃圾分類、自帶購物袋的習慣。但她也逐漸意識到，雖然國內外都在限制塑料使用，但不同地區推廣力度仍很不平衡。 2019年，小盧選擇做減塑相關項目推進和政策倡導工作。她發現，在做企業倡導時，一些企業會以比較公關的方式回應社會組織的訴求。“企業會考慮到成本和盈利，這跟環保會比較難平衡。”讓她驚訝的是，她曾給政府部門留言詢問塑料制品的消耗量等相關數據情況，在5天內就接到了相關部門的電話反饋。政府在相關議題上的開放和重視讓她印象深刻。 “十多年來，限塑令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超薄塑料袋、超薄塑料地膜這類影響比較大的塑料的使用，但是更多的一次性塑料包裝、餐具等，使用的領域仍很大，今年更嚴格的政策也是國際大環境和我國環保趨勢使然。”蔣建國說。 在小盧看來，限塑的步伐越來越堅定，與“碳中和”目標也不無關系，“塑料有大部分原材料來自石油，減少塑料有減少碳排放的原因。”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更嚴格的禁塑已成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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