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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貝倫舉行的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0)無疑將把森林的未來推向世界舞臺的中心。同時，它也應揭示一個雖不引人注目但同等重要的事實：來自主要森林經濟體的實踐經驗表明，保護自然不僅是環境方面的當務之急，更是為企業和社區創造長期價值的驅動力。 在過去十年中，我看到那些將森林視為可有可無的消耗品的公司，最終都面臨著更高的借貸成本、脆弱的供應鏈和不斷削弱的投資者信心。相比之下，那些將保護工作融入其運營的企業，則降低了經營波動性，加強了社區合作關系，并能以更有利的條件獲得資本。印度尼西亞和巴西，這兩個部分經濟依賴森林資源的國家，提供了可以跨越國界、影響資產負債表的寶貴經驗。 簡而言之，自然風險表現為波動性，而管理這種風險能夠降低資本成本。 這兩個國家的重要性在于其規模和影響力。 巴西擁有近5億公頃森林，占其國土面積近60%，是全球最大的紙漿和紙張生產國之一。印度尼西亞擁有亞馬遜地區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其相關產業貢獻了數十億美元的出口額，并維持著數百萬人的生計。兩國共同管理著關鍵的碳儲量，并已建立起相應制度，將林業置于經濟增長和氣候韌性的核心地位。 印度尼西亞：協調生計與保護 在印度尼西亞，公共政策和私營部門的實踐日益趨同于一個簡單的道理：沒有生產，保護就無法真正持續。只有在支持民生、鞏固企業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時，森林保護才能長久。 政府推行的社會林業和森林管理單位(FMU)等項目，正在擴大社區對林地的使用權，并鼓勵共同管理。這些政策減少了常導致爭端和運營中斷的社會風險，從而穩定了供應鏈，為長期投資奠定了基礎。 在整個行業中，私營部門已做出大規模的土地承諾。全球生物基資源與能源企業RGE(新加坡金鷹集團)便是一個例子。RGE(新加坡金鷹集團)采取“一比一”原則，即每管理一公頃生產用地，就劃出同等面積的天然林用于保護或恢復。這其中包括超過25萬公頃的高保護價值森林，以及保護和修復蘇門答臘超過15萬公頃泥炭地的“廖內生態系統恢復項目”。 通過采用“生產-保護”模式，種植園被設計成保護性緩沖帶，在保障當地就業的同時，減少了林地侵占和火災風險。 社區合作進一步鞏固了這些努力。在廖內省，通過與村莊建立“無火災村莊計劃”等合作關系，借助培訓、設備和生計支持來保護泥炭地并降低火災風險。十多年的預防工作已使參與地區的火災發生率降低了90%以上，這提醒我們，可持續的成果不僅依賴于強制執行，同樣也依賴于包容性參與。 這些成果不僅限于生態層面;火災的減少轉化為更可預測的生產周期、更低的修復成本、更小的保險風險敞口，并贏得了貸款方更強的信心，因為他們重視風險緩解和可衡量的績效。 巴西：制度化與透明度 巴西通過其政府主導的火災管理系統提供了補充性的經驗。由巴西環境與可再生自然資源研究所(IBAMA)管理的聯邦“Prevfogo”計劃，將防火和培訓融入國家機構體系，在旱季來臨前為社區消防隊配備裝備，并協調各機構進行風險預判。 這種制度化將重點從應急響應轉向了長期準備——對于日益將環境準備情況作為企業韌性一部分進行評估的貸款方而言，這是一個關鍵的區別。對投資者和供應鏈合作伙伴來說，這種準備狀態降低了發生大規模損失的可能性，而這類損失可能會擾亂出口市場或損害信貸額度。 透明度鞏固了這一模式。巴西國家空間研究所(INPE)運營的“Queimadas”平臺是一個公共衛星監測網絡，向所有人發布近乎實時的火災警報。開放數據扮演了獨立驗證的角色：它通過將績效可視化，在社區、公司和投資者之間建立信任。這種可見性減少了監管機構和金融機構的不確定性，有助于更準確地評估風險并增強對治理的信心。長此以往，這會降低融資成本。 私營部門也通過與這些公共系統相協調的恢復合作項目做出貢獻。在圣保羅州，新加坡金鷹集團旗下特種纖維素生產商Bracell(巴絲集團)的“一比一”承諾，支持保護或恢復與其種植園面積相等的原生植被區域。通過與該州的森林基金會以及非營利組織 Fundaçao SOS Mata Atlantica 合作，該公司已在大西洋沿岸森林的河岸帶幫助種植了77.000棵樹苗，以恢復森林覆蓋和保護水源。 總而言之，這些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努力表明，清晰的治理、開放的數據和堅定的承諾，能夠如何使森林韌性成為經濟韌性的一部分，并貫穿大西洋沿岸森林、塞拉多草原和卡廷加灌木林等不同的生物群系。 COP30帶來的機遇 印度尼西亞和巴西的案例證明，保護自然并非沉沒成本。如果方法得當，它能降低波動性、穩定供應并增強市場信心。 兩國都證明了，當保護工作圍繞可驗證的成果和社區參與來構建時，它就能轉變為一種競爭優勢。他們的經驗指明了一條務實的前進道路：以“生產-保護”為模式，以包容性為原則，以預防為實踐，以制度化為結構。這些要素構成了為韌性定價的基礎：減少氣候相關損失，更平穩的現金流，更可信、透明且可驗證的報告——最終降低感知風險和資本成本。總而言之，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更可持續的增長。 當各國領導人齊聚貝倫時，來自印度尼西亞和巴西的實踐經驗將極具價值。金融界應將森林保護視為風險管理和價值保全，而非慈善事業。森林可以作為持久性資產進行管理，為企業和社區鎖定長期價值。在不確定的時代，對企業領導力的真正考驗，并非能否負擔得起可持續發展，而是在缺乏可持續性的情況下，能否維持穩定。 這是一個企業和投資者都能理解的道理，也是他們現在可以選擇投資的方向。 本文作者為新加坡金鷹集團執行董事陳建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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