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就中國入世文件的中文版法律效力問題，中國社科院法學專家趙維田介紹：中國公布的加入WTO法律文本是直接約束中國的法律文件，中國的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是WTO法的一部分。但這次將出來的中文版本只是個參考，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是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版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的英文文本包括三部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和《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其中第二部分議定書的最后一段就解答了有關問題，它寫著"本議定書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寫成，除減讓表可以用一種或其中幾種文字表達外，三種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國際公約中，除了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的第111條規定該憲章由中、法、俄、英、及西班牙文五種文字寫成，并都有同等效力外，一般的都是以英、法和西班牙文為正式認定文本，有法律效力。當然也有例外，如1929年的《華沙公約》就是以法文為準，但這樣的情況不多。
趙維田教授表示，此次公布的中文版入世文件可以用來參考，但在國際上打官司還是要以英、法、西班語三種文字為準，有關WTO方面的國際官司所憑借和引用的只能是原文，而非翻譯的中文版。
趙維田教授表示，由于文化和習慣的差異，要想很準確地表達英文的含義，特別是這樣一個國際法律的含義是很難的。比如說這次公布的議定書的附件2A1，英文是"Products SubjecttoStateTrading（Import）"，對StateTrading的字面翻譯做"國營貿易"，不少中文書還將議定書中的StateTradingEnterprises譯成"國營貿易企業"，這是不準確的。關貿總協定最初制定這條的初衷就是規范國家專控壟斷產品的，最典型的是煙草，我國和許多國家都有專賣公司實行國家壟斷；另外，國家壟斷經濟貿易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可能是私人企業，而譯做"國營企業"對我國讀者的含義就指向了以公有制為主要特征的企業，這與擬定關貿總協定時按市場經濟制度做對象的"國家單位"是本質上不同的兩個概念。
趙維田教授表示，"WTO法典"是一套內容宏大，規則十分復雜的法律體系。其中有一些條款或規則，很難用單獨立法來表述的，如對WTO總體框架中的原則或制度就很難處理。如果沒有國內立法，那么我們的律師是不是打官司時要用引用英文呢？法院是不是要用英文來寫判決書呢？這都是擺在我們目前的切實問題。中國入世，或者說就是這些法律文件對我國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不論從司法人員的素質，還是我國現在對WTO法律制度的研究現狀來說，都尚有不少差距。
（節選自《21世紀經濟報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