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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江蘇投資較大的跨國公司總部的主要負責人和財務負責人都接到了一份來自中國國稅系統的信函。
記者獨家獲悉，信函由江蘇省國稅局統一發出，詳細描述了中國的國際稅收遵從管理規劃。
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提高“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濟貢獻度”，使跨國公司總部在業務重組和利潤分配時更加考慮中國立場，減少跨國公司利用各種手段轉移利潤，最終讓更多的稅收和財富能留在中國。
江蘇省國稅局副局長姜躍生認為，這是按國際慣例，向跨國公司提出建議，透過遵從“規劃引領在先、調查調整在后”的原則，可促使跨國公司自覺提高納稅遵從度。
在過去的數十年發展中，江蘇曾以國際代工模式取得了利用外資、國際貿易的爆炸式成長，創造了外向型經濟的奇跡，但這使得外向型經濟中外資企業貢獻大，而本土企業實力與本省經濟總量不成正比。這也是江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需要“補短板”的領域之一。
江蘇省是我國紙及紙板產量排名第四位的紙業大省，省內擁有眾多大型造紙企業，其中，外資企業占多數。在不久前評出的9家江蘇造紙行業“十二五”標桿企業中，有8家是外資背景的企業，分別是：
印尼金光集團旗下的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司、金華盛紙業(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金紅葉紙業集團有限公司;
芬蘭芬歐匯川集團旗下的芬歐匯川(中國)有限公司;
總部位于香港的玖龍紙業(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玖龍紙業(太倉)有限公司;
總部位于香港的理文造紙有限公司旗下的江蘇理文造紙有限公司;
總部位于香港的中國浩然再循環有限公司旗下的江陰新浩再循環紙業有限公司;
總部位于我國臺灣的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無錫榮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除這八家企業外，目前在江蘇省投資較大的外資造紙企業還包括日本王子集團旗下的江蘇王子制紙有限公司;總部位于我國臺灣的永豐余集團旗下的永豐余造紙(揚州)有限公司和蘇州有限公司。
外資風險承擔與利潤分配不匹配
記者獲悉，從江蘇情況來看，多年以來跨國公司在華子公司存在企業職能風險承擔與利潤分配不一致的格局。
此前南京海關在一次調研中發現，外資在華機構，一個常用的、合理合法的利潤轉移手段是，企業所需的資金都以高息模式向母公司“借款”。此外，則是通過跨境交易特別是關聯交易。
致力于國際稅收和反避稅研究的南京財經大學財稅學院教授王建偉認為，本次江蘇國稅發布的管理規劃，是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于2015年10月5日發布BEPS(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一攬子最終報告及2016年2月提出包容性框架以來，應對BEPS行動計劃的原則性要求和落實BEPS行動計劃的分類要求的最新體現，代表了中國官方主管稅務機關對長期以來中國在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中深受影響的有針對性的主要立場。
江蘇省國稅局指出，跨國公司全球利潤分配應充分考慮地域特殊因素對利潤的貢獻，這是因為：
其一，中國政府多年來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投入巨大，而稅收在本質上是對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付費，良好的公共產品有助于企業經營效益的提升，跨國公司在集團利潤分配中應對此加以重視和考量;
其二，中國市場巨大，人口眾多，在中國占有較大市場份額的跨國公司應充分考慮并量化巨大型市場因素對集團利潤的貢獻;
其三，不少跨國公司的中國成員企業承擔了集團研發活動，但高附加值勞務人員的薪酬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偏低，由此帶來的成本節約需予以考量。
姜躍生表示，上述因素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具有特定性、特殊性，因此跨國集團在利潤分配時加以充分考量。
江蘇省國稅局將重點關注“一高一低”的情況：即，跨國公司中國成員企業的銷售收入、資產、高附加值勞務人數占集團比例高，而利潤與稅收占集團比例低;二、集團來源于中國市場的銷售和利潤占比高，而留在中國成員企業的利潤和稅收占比低。
此外還包括，集團在國內外享有盛譽，而在華成員企業在當地幾乎沒有或很少有稅收貢獻;在華成員企業經營規模穩定甚至不斷擴大，但長期處于微利甚至虧損狀態;投入與產出不一致等“錯誤配置現象”。
事實上，作為外資利用第一大省，江蘇省曾在2014年第一次發布國際稅收遵從規則，不過作為“探索”，只針對轄區內外資。
數據顯示，江蘇外資企業的遵從效果得到明顯提升。在2014年和2015年，江蘇外資企業營收總額同比增長4.9%和-2.6%，但利潤同比增長9.6%和3.9%，出現了利潤增長快于銷售收入增長的局面，而企業在集團利潤中的比重也有明顯提高。
江蘇成立反避稅調查機構
江蘇國稅局本次發布的管理規劃，提醒跨國公司在業務和財務上要“積極、主動”適應中國和國際稅法的變化。而稅機關將在轉讓定價調查、預約定價和雙邊磋商等工作中，對跨國公司全球利潤分配加以關注。
首先關注的是無形資產。在過去的實踐中，在華成員企業長期對外支付特許權使用費或其他集團費用，但無形資產的使用和高額的勞務購買沒有帶來經營成效，反而長期處于微利或虧損狀態。
對此，江蘇國國稅局稱，中國成員企業在跨國集團公司原有技術基礎上進行本地化的改造、升級、拓展，或者接受集團委托進行研發活動，均可能構成無形資產價值創造，因此要給予合理回報、充分補償。
其次，跨國公司要重視業務重組經濟實質，以避免被中國稅務機關重新定性而做出納稅調整風險，如業務重組應有實質性的功能、風險或資產轉移，合同形式與實際執行相符，重組后的各方利潤歸屬應與新的資產、職能和風險配置格局相一致。
對于具體利潤分配方法，江蘇省國稅局提出，跨國公司應根據實際情況嘗試基于集團全球價值鏈分析(價值貢獻適用適當)的轉讓定價方法。具體而言，將價值鏈上的總利潤在各職能及其承擔者之間進行分配，確保利潤分配結果與價值鏈上各方的職能和風險承擔相匹配。
再者，跨國公司要避免激進的稅收籌劃，如設立多層境外持股架構，形式上轉變為外國企業，但實質上實際管理機構仍在國內，借此規避中國稅收管轄權;
管理規劃還對納稅自主申報提出更高要求，要求跨國公司要提高同期資料準備質量，改變同期資料信息與申報信息不一致、職能定位與實際情況不一致，以及同期資料信息與總部全球文檔信息產生矛盾。
姜躍生表示，稅務機關將從解決稅企信息不對稱切入，通過向跨國公司總部傳遞中國稅務機關的觀點，以期加強溝通，形成互信，促成共識，增加中國利潤份額。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多項原則不僅僅針對外資企業，而是針對所有的跨國納稅人，特別是“走出去”的企業，也應在全球價值鏈布局中樹立國際稅收遵從意識。在遇到雙重征稅、境外涉稅爭端或不公正稅收待遇，可以運用稅收協定啟動相互磋商程序，維護自身權益。
作為全國國際稅收風險管理標桿的江蘇國稅局，率先成立了反避稅調查機構。姜躍生表示，在技術手段上，將整合多方信息源開展大數據分析，運用數據倉庫技術開展風險篩查和利潤監控，聚焦高風險企業開展風險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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